在高山井（外一篇）
跨文體
作者：聶作平
最後一抹斜陽鑽過老槐樹枝葉的縫隙射過來，落在距我三米開外的另一座老屋的橫梁上。橫梁色澤斑駁，顯露出久遠的時光已經從它身上一點一滴地流淌過去。一隻碩大的蜘蛛正在含辛茹苦地織一張更為碩大的網。風來，蛛網在風中輕輕地蕩來蕩去。晃蕩的蛛網讓人感到一陣劇烈的眩暈，我終於也像另外幾個兄弟一樣，一頭趴在了杯盤狼藉的八仙桌上。良久，身後傳來一個蒼老的男聲：兄弟，你們還喝嗎？
這是二十多年前一次酒局即將終場時的一幕。酒局的場所是一條叫作高山井的老街。自貢盛產井鹽，先人留下來的和井鹽有關的諸多遺產中，一是到處都能見到高大的天車，二是到處都能聽到以井為名的地名：自流井、磨子井、太原井、涼水井、繆溝井、小橋井……高山井就是這難以計數的井中的一個。後來我曾想，如果說自貢真的是一口井的話，那麼我就是這口井裏一隻被圍困多年而又自得其樂的蛙。
眾多以井為名的街道中，高山井無疑是最為邊遠也最為破落的。那是一條大約一公裏長的老街，街麵隻有五六米寬，兩旁均是一樓一底的木製吊腳樓，街道曲曲彎彎，從自由路一直伸向屬於鳳凰鄉管轄的農村。街兩旁的店鋪，不外乎雜貨店、煙酒店、小吃店、偶爾有一兩家膽敢叫酒館的，雖然隻有幾張油漬漬的八仙桌和一個老是坐在門前的竹椅上打盹的老板，以及兩三個村頭蠢腦的服務員，但那就已經是這條街上最體麵、最高大上的好去處了。
我曾是高山井那幾家酒館的常客。這麼說，並不意味著那幾家用如今的標準看來，顯然是典型的蒼蠅館子的酒館，菜肴多麼令人唇齒留香。醉翁之意不在酒，吸引我到高山井的，是地處高山井的兩所大學。這兩所大學如今已和我就讀過的自貢職業大學一道，亂燉似地一鍋煮在一起，更名為四川理工學院。這兩所大學一所是自貢師專，一所是自貢教院。它們分處高山井的東西兩側，隔了大半裏的路程與數家有著木板樓的酒館遙相呼應。
我的大學是清一色的理工科：環境監測、工業與民用建築、熱力動能、機電一體化、機械製造與工藝設備……一聽這些堅硬而冰涼的專業名稱，立時就讓我感到一個學渣的辛酸與無奈。至於師專和教院，那裏有中文係、美術係、音樂係、政史係。更為重要的是，師專和教院還有文學社和詩社，還有背著吉它的姑娘長裙曳地，黑發盈空。而我可憐的職大則女生罕有，即使有，大抵也是些與她們的專業交相輝映、珠聯璧合的女科學家和女工程師：黃發稀疏，鼻梁上架著瓶底似的近視眼鏡，目光犀利，似乎連接個吻都要分析一下兩個人分泌了多少內啡肽，釋放了多少腎上腺激素，消耗了多少大卡能量，做了多少焦耳功。天地良心，那時候每一個文藝青年心中的女神，都應該身材高挑，臉龐柔和，目光迷茫，更重要的是，得有一頭清湯掛麵式的黑色長發，並且會細聲細氣地背誦“如果我愛你，我絕不學攀援的淩霄花”。
所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隻得不辭辛苦地走上半小時馬路再坐上半小時公共汽車，從城市的一端趕往另一端。一個職業大學會計統計專業的學生，幾百天如一日地出沒在師專和教院中文係的詩歌朗誦會或是音樂係的聯誼會上，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精神呢？這顯然就是青春的荷爾蒙創造的奇跡。一度，我想轉學到師專中文係，並給一個姓衛的校長寫了一封言辭謙恭的自薦信，在信中，我大言不慚地向衛校長表示，如果她將我轉到師專中文係的話，我一定會為她爭光。當然，最終的結果是，衛校長沒有回信，我也就失去了為她爭光的機會。
青春需要寫詩，需要在三米開外暗戀不知名的校花，同樣也需要酒精。那時候，我在師專和教院都有一幫高中同學或是寫詩的朋友，呼朋引友，聚眾豪飲便成為天經地義的常事；而高山井那家有著幽暗的店堂、狹窄的樓梯和高大的老槐樹的蒼蠅館子，是我們經常出沒的地方。一來二去我們便成了從老板到小二都熟悉的常客，熟悉到不用點菜，也知道我們要的無非是花生米、豬頭肉、回鍋肉、白菜豆腐湯，以及售價一元九角的鹽都高粱酒。如果哪一天多點了一份魚香肉絲的話，老板多半會驚訝地揚起他那兩條毛蟲般的又濃又黑的眉毛。
這家如今已記不得店名的酒館，一樓是大堂兼吧台，五六桌油光光的八仙桌，靠門處常常坐了些挑菜進城的農民，坐在那裏吃一碗麵條，鼻梁上和額頭上掛著一顆顆大得令人生疑的汗珠；裏麵的桌上，一些看上去像退休工人的老頭相對把盞，麵前隻有一盤花生米，卻喝得兩頰酡紅，高聲說笑或沉默不語。我們一般要穿過八仙桌和長板凳的海峽，順著吱吱作響的木梯，緩步擠到二樓。二樓麵積更小，但相對安靜。更重要的是，坐在窗前，可以看到酒館後麵那方小小的園子。園子裏，一株老槐樹枝椏橫斜，樹下雜草叢生，野花秀發。緊挨園子的是另一些同樣古老破落的老房子，其中的一棟有個小而長的回廊。看得出，那應該是幾十年前大戶人家的豪宅，隻不過早已淪為典型的平民區了。眺望回廊，我曾看到一個須發皆白的老人，坐在小馬紮上，閉著眼睛享受即將落山的夕陽。我還曾看到一個長相姣好的少女，對著窗台上的鏡子，用心地畫她好看的眉毛。那個晚上，為了這個從此再也沒見過的少女，我必須得多喝三杯。所謂青春，就是總能為自己的放縱與釋放找到最無厘頭最風馬牛不相及的理由。
在高山井，眾多和我一起喝過酒的朋友中，交情最深的有兩個。一個是師專的陳曉堯。他就讀於政史係，是一個典型的文學青年。我們相互通信時，都用毛筆寫在一種叫明八行的宣紙上。秋冬之時，他那細長的脖子上總是上吊似地纏著一條白圍巾，圍巾長得嚇人，從脖子一直垂到腳背，一路走，一路踢圍巾，所到之處，便騰起一路細細的煙塵。有一回，他和我拚酒，實在拚不過，便掏出一張繡了兩隻鴨子的花手絹，把酒吐在手絹上，被我憤怒地一把抓過手絹，直接塞進了盛滿白菜豆腐湯的大盆。他急忙抓起手絹，同樣憤怒地逼視著我：你怎麼能這樣，你怎麼能這樣？這是我女朋友親手給我繡的鴛鴦手絹啊。陳曉堯那位把鴛鴦繡得跟鴨子差不多的女朋友我是見過的，也是師專學生，身材嬌小，語速甚快。在離開高山井的日子，她和陳曉堯的關係由女友而妻子，由妻子而前妻，由前妻而路人。世事茫茫難自料，當年我們在高山井的餐館裏曾想往過憧憬過的幸福生活，其實從來就不曾到來。就像那句令人心酸的詩句說的那樣：“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等待幸福就像等待戈多。在無望的等待中，青春曲終人散，而我們終將在一場場秋雨和宿醉中慢慢老去。唯有記憶，還如同窗前的雨滴一樣悠長而寒冷。
另一個是周春文。如今的他已經胖成了一隻啤酒桶，在老家縣城做一個受人尊敬的小官員。但就像野百合也有春天一樣，周春文其實也有過他的苗條時光。早在我上高中時，周春文就已經由師範分配到距我的中學十餘裏的一所鄉間小學教書。那是一所被莊稼包圍的鄉村小學，沒有集市，甚至連商店也沒有。有一年我和幾個同學騎自行車去看他，他正在課堂上給一班鼻涕橫抹的小屁孩講《小馬過河》。見了我們到來，他立即把一個黑瘦的小孩叫到麵前一番吩咐，隻見那小孩老練地點了點頭，像匹小馬駒一樣向校園外飛奔而去。過了大半個時辰，小孩吃力地拎回一塊肥厚的豬肉，滿麵驕傲地遞給周春文。原來，小孩的父親是屠戶，在距學校兩三公裏的鄉場上賣肉。那所隻有幾畝地大的小學，深陷於川南的萬千座丘陵之中，生活的呆板與絕望可想而知。喝了酒，我和周春文聊天，他直言不諱地對我說，我需要女人，大奶子的女人。後來，周春文終於尋找到了離開鄉間小學的機會，到教院進修，而進修那兩年，我們毫無懸念地成了時常出沒於高山井的酒友和詩友。
即便是在有著眾多偏街冷巷的自貢，高山井也屬於非常落寞非常無足輕重的一條。當它從師專順著山勢爬上來，在經過了教院之後，又一頭紮進了另一座山的半山腰。當小街終於以三兩座互不挨邊的房屋作總結時，一條隻能行走自行車的小路伸進了一片田野，穿過田野，便到了一家工廠的後門。這工廠便是我後來服務的東方鍋爐廠。
在人際關係複雜的企業作一個無足輕重的小秘書，這顯然不是讓一個任性使酒的文學青年能感到愉悅的事。因此，那時候，我仍然像上大學時一樣，隔三差五往高山井跑。師專和教院都有文學社，也就是說，文學這個不合時宜的奢侈品，在校園裏有機會薪火相傳。上一屆畢業了，下一屆再替上。惟其如此，我在師專和教院總有一些年齡越來越小的朋友年年相傳，我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和機會繼續出沒於高山井的老酒館。
其時，陳曉堯已經畢業，和女友一起分回了老家富順，在一個叫柑坳的鄉村中學任教。事實上，就我所接觸到的人而言，鄉村學校幾乎是文學青年的一個噩夢，隻要有機會，他們就會拚命撕破鄉村學校這隻繭，渴望一次化蛹為蝶的新生。許多年以後，當我和陳曉堯在成都重又聚首，坐在寬巷子的老茶館裏，回憶起當年高山井的詩酒生活時，那種恍若隔世的感覺，讓人有種欲說還休的悲涼。
當我在高山井的酒館裏意氣風發地喝酒說詩時，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是，有一天我會以另一種心境成為這條小街的居民。那是1997年夏天，我結束了《科幻世界》一年的借調，重又回到東鍋。隻不過，借調之前是秘書，雖然那工作不過是寫些千篇一律的公文，開一些昏昏欲睡的鳥會，但到底可以坐在辦公室裏，拿一份彼時彼地還算過得去的工資。而借調之舉，重重地獲罪於某領導，回到東鍋，便不能再做秘書，而是直接發配到車間當一名整天揮著錘子勞動的裝配工。
打擊是雙重的。物質上，收入銳減，已經無法滿足一家人最低的生活所需；精神上，從秘書到裝配工，前途進入死胡同。但人生在世，就是為了在命運為你設定的陷阱裏掙紮，不論這種掙紮有無效果，你都得掙紮，除非你心如死灰。所以說，世界上的事，有時候不是哀莫大於心死，而是哀莫大於心不死。我的掙紮也分為精神和物質兩個層麵：精神上，我打算調離東鍋，為此前去找了一個據說很賞識我的做文聯主席的老大哥。然而鬱悶的是，老大哥一番努力，仍然被有關部門以企業調事業是逆向流動而婉拒；物質上，我想開一家茶館掙點小錢。開茶館的地點，我想到了熟悉的高山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