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與美國內城相同，歐美其它國家的內城與當地的“主流”社會之間也出現了嚴重的隔離。例如在上文提及的德國多特蒙德諾德施塔特，由於德國法律對移民的係統性歧視（May，2004：2165-2166），移民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這種經濟和社會上的不利地位，使得移民和當地居民之間產生了“既有地位者——外來者”的結構（established-outsider，May，2004）。在這種結構中，擁有大量從事體力勞動的外國移民的諾德施塔特被賦予了“肮髒的、工人階級的、移民鄰居”（May，2004：2168）這樣一種負麵的形象。此外，諾德施塔特的居民也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了排斥（May，2004：2169）。不僅諾德施塔特受到了外部的歧視，在諾德施塔特內部，德國本土居民也在歧視移民（May，2004：2170），隻是由於該地區人口構成的變化，這種歧視並沒有形成一個整體。當然，與美國不同的是，歐洲，即使是傳統上被認為意識形態和美國比較接近的英國，由於曆史上反資本主義，或者說反自由主義的力量比較強，包括“合作主義”（Corporatism）在內的強調社會和諧與社會整合的觀念相對比較強。例如歐洲國家的教會組織對城市貧民還是提供了一些幫助的，城市貧民的權利意識和通過政治途徑爭取改善自身生活，以及集體行動的意識和能力也比較強。例如在上文提到的德國諾德施塔特，居住在當地的德國老工人就試圖“訴諸某種工人階級浪漫主義，並培養出一種終身生活在諾德施塔特的自豪感”（May，2004：2170），諾德施塔特的移民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團結（May，2004：2173），以此來抵抗“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和排斥。這無疑增加了社會衝突發生的可能性。
但是筆者認為，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因此認為歐洲和加拿大等地的模式不如美國，隻能說是同樣的發展模式在擁有不同觀念和意識形態的社會產生了不同的反應而已。畢竟不可能整個世界都完全像美國那樣被新自由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主宰，這種主宰也不值得追求。
4 日本的城市化
日本的城市化是明治維新以後開始的，並且在二戰後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得到了快速推進。日本城市化的典型案例，是日本的首都東京。東京是日本的首都，也是全世界知名的大城市。眾所周知，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經曆了一個泡沫經濟崩潰之後的經濟停滯期。在這個時期，日本政府作出了包括城市政策在內的諸多政策調整。1999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設立的“‘21世紀日本目標’委員會”，指出了進行結構改革的緊迫性（Saito，Thornley，2003：674）。這種結構改革的目的，正如2000年由當時的新任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發布的《2000年東京都城市白皮書》（Saito，Thornley，2003：676）所表達的，特別強調增強東京市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競爭力。因此，這個時期的東京市規劃強調的是，“通過多種發展，美化市容，從而提高市中心地帶的環境質量，以此加強城市的吸引力”（Saito，Thornley，2003：680）。這種調整和結構改革的總方向是，日本中央政府和東京都政府逐步減少直接幹預，“現在主要起拉拉隊長的作用，對於國際競爭力的問題發布指導性意見”（Waley，2007：1485），而“將舞台中央留給商業公司”（Waley，2007：1466）。與此同時，城市的功能也發生了變化，“將城市視為創造收入的來源，為吸引投資而競爭，而不是一個進行財富再分配的場所”（Waley，2007：1468）。也就是說，和同時期的世界其它國家一樣，日本也采取了新自由主義的路線。在產業方麵，東京日益成為日本的技術創新中心，夕陽產業則移往其它城市，例如“日本關東平原以及東京灣沿岸地區”（Waley，2007：1471），乃至海外。製造業的涵義也發生了變化，“在東京，製造業意味著所有的研發功能的執行”（Fujita：2003：257），也就是說，不再是單純的生產活動。此外，為了應付日本的老齡化，東京市政府“要求城市功能進一步集中於東京市的中心”（Fujita：2003：269），並做了具體規劃。
不過，在這些變化過程中，有一個是始終不變的，即東京的“世界性城市”（world city）稱號，這個稱號甚至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工具，“用於為東京的快速城市變遷，以及這些變遷的有害後果提供正當性”（Saito，Thornley，2003：680）。東京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摩天大廈就是最好的例子。石原擔任東京都知事期間，以及小泉執政期間，還特別製定了相關法律，以“促進私營部門參與城市發展”（Waley，2007：1475）。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東京的城市發展項目幾乎全部集中在東京的核心地區（Waley，2007：1479），完全由私營企業承擔的東京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項目就是例子之一（Waley，2007：1479）。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這種新自由主義發展路線，必然導致社會分化加劇。例如，日本的無家可歸者數量自從80年代以來一直在不斷快速增加（Hasegawa，2005）。雖然這些項目中也包括住宅，但是這些住宅“不可避免地是昂貴的”（Waley，2007：1483）。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印度的例子，這樣的項目很容易排擠城市貧民，形成貧民窟。事實上，這些項目，已經“與其它城市地區隔離開來”（Waley，2007：1483）。毫不奇怪，這樣的發展路線必然使得社會矛盾和潛在的社會衝突增加，“在上述城市發展項目周邊及其內部的地區，有時成了發展商與地方政府、地方社區之間鬥爭的場所，而那些試圖阻止四處泛濫的開發項目者，總是在逐漸敗退，有時是潰敗”（Waley，2007：1483）。
但是，日本的城市發展並非隻有東京一個模式，在東京之外，有許多值得我國，尤其是我國的中小城鎮借鑒的經驗。第一個案例是日本的名古屋市。該市通過名古屋環境公開大學（Nagoya Open University of the Environment），建立了一套多部門合作的市民學習體製，一共有超過2萬名該市市民參與了這個項目（Chikami，Sobue，2008：134）。這個學校通過發行環境手冊，建立學習圈子，開設多樣化的雙向課程，設立動員市民參與的項目（Chikami，Sobue，2008：132）等，構成互相支持互相促進的手段。從參加了該學校課程的市民反映（Chikami，Sobue，2008：135）看，這個學校是實踐導向，而非理論導向的。這個學校還和當地的私營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實際上，這所學校在私營企業和當地居民間起到了溝通橋梁的作用。除了私營企業和當地居民以外，這個學校還主動地通過多種形式促進當地各個組織各個團體之間的合作（Chikami，Sobue，2008：135-137）。此外，這個學校還和名古屋當地的中小學建立了合作關係，並計劃開設用非日語的語言授課的課程（Chikami，Sobue，2008：138）。總而言之，名古屋環境公開大學已經成為名古屋市可持續發展的樞紐與核心，並且充分發揮了其作用。從名古屋市的經驗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自願參與是促進城市化健康協調發展的根本保證，這個經驗在下麵將要提到的巴西阿雷格裏港市也得到了充分體現，當然參與的具體形式可以因地製宜，多種多樣。
第二個案例是，日本很多城市在進行城市轉型和城市規劃過程中，相鄰地區的居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共同體”關係。日本城市常見的後綴“町（machi）”，意為“鄰居，和小城鎮”（Hein，2008：75），仍然具有實際意義，因為城市居民將町視為“一個特定生活方式和社會共同體的所在地”（Hein，2008：78），這種共同體為日本的城市居民“提供了一個生活環境，這個環境在可持續性，適於生活（livability），以及社區規劃方麵擁有令人鼓舞的特質”（Hein，2008：78）。但是，雖然町是從日本傳統的，類似中國唐代的“坊”的社會結構（Hein，2008：80）中逐漸演化發展出來的，但“現在的町並不僅僅是管理機構，或者過去的社會結果和生活方式的反映”（Hein，2008：79），而是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區組織。具體地說，町是日本的相鄰居民組織，這個組織負責“管理日本的許多相鄰居民，亦即它們負責組織相鄰居民的各種活動，以及製定各種規章製度，例如水處理規章製度”（Hein，2008：79）。毋庸贅言，町是作為日本城市體製的一個部分而發揮作用的，是“一個強有力的垂直結構的一個部分，這個結構從相鄰地區的居民直到區，道（ward），和縣（prefecture）”（Hein，2008：81）。這個組織在日本的城市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它能夠“傳達市民們的不滿和要求，以及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的指導”（Hein，2008：81），日本的“地方政府也已經開始將這些組織吸收進自身的結構中去”（Hein，2008：81）。事實上，從日本城市化的初期開始，日本的城市規劃製定就在吸收西方理念，一直考慮到了與這些組織相互協調（Hein，2008：83）。因此，日本的城市化並非全盤按照西方模式進行，而是堅持吸收西方城市發展理念中合乎日本實際情況的那些部分，例如“小單元，非中心化，非集中化”（Hein，2008：99）。也正是因為日本比較好地做到了因地製宜，將傳統和現代相結合，才使得日本的地方社區建設獲得了相當成功，而美國等國的類似項目遭到了失敗（Hein，2008：100）。不過，日本，和世界其它國家一樣，也受到了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衝擊，比如，上文已經提到，日本的無家可歸者數量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增加（Hasegawa，2005），上述的町也受到了衝擊。“近年來，町參與者的數量，以及這些人與社區生活的關聯已經持續下降”（Hein，2008：81）。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城市能否保持原有的共同體式密切關係，不能說是沒有疑問的。正如上麵已經提到的，在與大開發商的鬥爭中，地方政府雖然也采取了諸如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的措施（Waley，2007：1485），但是總的來看始終處於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