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城市化研究舉要
中外名城比較
作者:葉攀
摘 要:1980年代以來,各個發達國家陸續轉向強調市場作用、排斥國家的社會職能的新自由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的作用下,各個發達國家出現了社會分化進一步擴大,甚至惡化的狀況。美國、加拿大和西歐國家相繼出現了“內城”問題,日本東京也出現了相近的狀況。這種狀況阻礙了城市社會的協調發展。我國的城市化要吸取相關的教訓,重視城市社會各個方麵的協調發展。
關鍵詞:發達國家;城市化;社會分化;新自由主義
Abstract:Since 1980, each developed country have transformed into neo-liberalism which emphasizes on market forces and excludes social function of country. Under the effect of neo-liberalism,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each developed country further expanded and even worsened. The USA, Canada and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successively appeared the problem of “inner city”, and Tokyo in Japan also appeared similar situation. Such situation impede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China’s urbanization should learn from relevant experience and lesson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of urban society.
Key words:developed country;urbanization;social differentiation;neo-liberalism
中圖分類號: 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5)-01-83(6)
1 導論
眾所周知,歐美發達國家處於當今世界經濟頂端,其社會經濟發展已被很多人認為是其它國家發展的樣板和模範。各個發達國家也是在世界上率先實現城市化的。在本文所討論的這個時期內,各個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已經完成,其城市生活的變遷更多地表現在城市社會結構的變遷方麵。在這個方麵,就本文討論的這個時期內,對各個發達國家影響最大的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①。從美國的裏根和英國的撒切爾開始,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陸續推行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新自由主義的作用下,各個發達國家的社會分化進一步擴大。因此,對於發達國家城市社會狀況的研究,本文將集中綜述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西方各國城市社會結構的變遷方麵的研究。
2 美國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城市化率非常之高。美國的城市化也一直被認為是世界城市化的樣板和典範。一般認為,美國的社會分化相當嚴重,這充分體現在美國的“內城”(inner-city)上。隨著富人和上層中產階級逐漸遷往市郊,以及“白人們離開市中心遷往市郊,他們在市郊找到了建立新的、有效的邊界的辦法”(Katz,2008:190),相應地形成了一個主要由貧困人口,特別是黑人和拉美裔人口等少數族群居住的“內城”。這種狀況並沒有由於美國的經濟發展而得到改善,“雖然非洲裔美國人的貧困率下降了,城市內的貧困卻更集中了”(Katz,2008:188)。“內城”在經濟上處於孤立地位,“與都市區在經濟上相分離,並幾乎沒有從1990年代的總體經濟增長中獲得任何好處”(Blair and Carroll,2007:274),他們“參與主流經濟活動時麵臨著實質性的障礙”(Blair and Carroll,2007:274)。這種狀況更接近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印度等國的類似區域,而不是美國的其它地區。實際上,居住在這些“內城”中的美國少數族群,例如墨西哥裔美國人受到的警察迫害,“正當化了的鎮壓”(Duran,2009),以及媒體對該地區居民的選擇性、偏向性報道,“懶得提及並不是該地區(美國辛辛那提市的一個貧民窟,引者注)內的每個人都是黑幫分子或毒販”(Waymer,2009:181)。總的來說,也就是內城居民享受到的各種“待遇”,都與下麵將要講到的巴西貧民窟居民遭受的歧視如出一轍。除此之外,內城居民在教育(Reay,2004)上也處於不利的地位。雖然美國政府方麵並不是完全無所作為,例如,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在1994年到1998年間就進行過一個名為“向機會移動”(Moving to the Opportunity,MTO,Wilson,2010:206)的試驗,通過向居住在公共住宅中的貧困者提供住宅券,使他們能夠承擔私人住宅的租金,從而不再被隔離於“內城”中(Wilson,2010:207)。但是,這個項目失敗了,“許多受MTO項目資助的人所移居的地方與他們離開的地方沒有顯著差別”(Wilson,2010:208)。從這一點來看,高度的城市社會分化和貧困問題並不是哪個國家特有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比經濟上的貧困乃至社會排斥更可怕的是,由於美國長期以來的個人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等意識形態的作用,這種貧困被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是由於個人原因導致的(Wilson,2010:205)。換言之,美國政府,以及內城居民自身,即使有通過政府幹預改善內城居民處境的意願,但還是缺乏必要的支持和正當性依據,這顯然是改善內城居民境況的根本性障礙。事實上,美國曆史上從未以福利發達著稱,而過去建築的少量公共住宅,近年來在“城市重建”的借口下又被大量拆除,這種做法“對非洲裔美國人有大得不相稱的衝擊”(Goetz,2010:1600),簡言之,“以種族為基礎的拆遷是顯著的特征”(Goetz,2010:1600)。這樣顯然使得城市貧困和社會分化不斷惡化。“城市的學校總體上說持續衰敗,警察仍然有問題,長期無業的狀況上升了,內城依然蕭條”(Katz,2008:188)。與內城形成對照的是白人和富人居住的美國的“市中心”(downtown),在此期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Birch,2009)。顯而易見,原先就存在的社會分化大大惡化了。
和其它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一樣,美國的城市化也是一個充滿衝突和矛盾的過程。除了上述轉化為犯罪的衝突之外,20世紀60和70年代,在美國高速公路網建設過程中,發生過群眾抗議事件,直到美國運輸部對政策進行了調整之後才使得抗議活動得以平息(Mohl,2004)。不過,美國城市雖然存在著上述排斥、隔離、貧困集中等問題,但這些問題並沒有導致如2005年10月巴黎騷亂那樣的嚴重事件。不過,這並不是說美國城市不存在暴力。而且,這也並不是因為美國政府采取了多麼得力的措施,而是因為“憤怒和挫折轉而向內,轉化為街頭黑幫混戰,殺人,街頭飛車隨機殺人(drive-by shooting)”(Katz,2008:186)。換言之,美國城市的種種問題被“非政治化”了。美國社會占據主宰地位的意識形態,將貧困,以及由貧困而產生的種種問題視為個人問題。比如1960年代美國約翰遜執政時期設立全國城市病谘詢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②,並且獲得通過政府的相應社會政策進行處理的機會(Katz,2008:186)。這些問題就轉化成了“犯罪率”這樣的“技術性”問題。或者說,在新自由主義的作用下,不僅一般的社會碎片化、原子化了,而且社會反抗也碎片化、原子化了。不言而喻,在這種狀況下,紐約市前市長朱利安尼的強硬政策,比如“清理貧民窟和其它在合乎法律的社會清洗措施”(Katz,2008:191),就順理成章地成了“處理”這些問題的措施。正如下麵將要提到的,這種政策也被拉丁美洲國家大量采用。不過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拉丁美洲,這樣的做法顯然都無助於真正解決這些問題,而隻能形成惡性循環。除了這些“硬”手段之外,美國政府還采取了其它“軟”措施,例如“選擇性融合,假改革,間接統治,消費,鎮壓和監管”(Katz,2008:192)。例如,“從1960年代起,更好的教育、工作、收入和住房已經向非洲裔美國人和及其他少數族群中一個數量可觀的部分開放”(Katz,2008:192)。特別是,與歐洲相比,美國的新移民融入美國社會的程度比較高,對美國的政治體製也更為認同,更希望在美國的政治體製內表達訴求(Katz,2008:202-203)。但是這些手段並不值得效仿,也未必能夠被其它國家所效仿。此外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9月11日對紐約的恐怖襲擊,不僅對美國和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產生了影響,也對美國城市的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它使美國各個城市更加關注國土安全問題,並且發展出了城市間的合作網絡以應對這種危機,但是這個努力並不很成功,因為這種“給橫跨該國的城市產生了新的負擔,挫敗以及怨恨”(Eisinger,2004:119)。
3 西歐和北美其它地區的城市化
“內城”不僅在美國存在,而且在加拿大和西歐等發達國家普遍存在。例如,德國多特蒙德的諾德施塔特(Nordstadt),英國伯明翰的厄倫岩石(Alum Rock)地區(Karner and Parker,2008),加拿大溫哥華的耶魯鎮(Yaletown)和勝利廣場(Victory Square)。這些地區與美國的內城在社會經濟等多個方麵有高度的相似性。
首先,與美國的內城一樣,這些地區的居民主要是處於社會邊緣地位的少數族群和其它底層民眾。
其次,與美國的內城相同,這些地區在8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特別是所謂的“新經濟”中並沒有獲得多少好處。相反,在歐美的城市重建過程中,這些地區都首當其衝地成為拆遷的目標。比如上述溫哥華的兩個“內城”中,由於耶魯鎮旁邊的溫哥華市中心進行的建設項目導致了“租金上漲,趕走了藝術家”(Barnes and Hutton,2009:1259),而1990年代末期的“新經濟”,更加使得“耶魯鎮的房產價格又一次大幅度上升,與CBD的價格扯平(甚至或許超過)”(Barnes and Hutton,2009:1260)。顯而易見,對於居住於這個地區內的社會邊緣群體而言,這樣的變化不可能是有利的。早在1980年代,該地區的發展就“使得租金上升,並擠走了低收入的居民”(Barnes and Hutton,2009:1261),之後的“新經濟”更是“實際上趕走了除了表現最好的公司之外的所有公司,以及那些公司的工人”(Barnes and Hutton,2009: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