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新型城鎮化是我國的國家戰略，也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機製。這是研究大運河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洞悉的大勢。首先，隻有置於我國城鎮化的大背景和整體框架下，從而找到基本的立足點。其次，還要深入研究城市化背景下人們對運河文化的需求究竟在哪裏及是什麼，以便明確自己的戰略方向。
2 文化型城市群：大運河保護發展的戰略背景與機遇
在研究大運河時，我們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是“大運河城市群”，即運河沿線城市不是彼此無關或聯係鬆散的單體城市，而是基於大運河水運交通和高度相似的城市生產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具有明確層級關係及分工協同機製的城市共同體。在今天看來，大運河既是一個由自然地理要素和商業文化要素曆史形成的文化遺產廊道，也是由古代城市遺址、城市文明形態與當代文化遺產共同建構的活態文化空間；既積澱著古代中國南北政治、外交、經貿往來和文化傳播交流的曆史記憶，也再現著運河沿岸地區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及文學藝術等對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影響。早在2007年，在《中國臍帶——大運河城市群敘事》一書中，我們就曾建議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當時的另一個考慮是，在今後的保護和開發中，各運河城市既有政治與文化上共同的長遠利益，也有經濟與資源在當下的激烈矛盾與競爭。在申遺成功後，中國大運河麵臨的最大挑戰就是魯迅先生曾指出的“在中國，公家的東西不容易保存”。以大運河城市群為總體框架建構運河城市文化共同體，對相關城市共同的發生機製、曆史源流、人文精神和價值譜係進行學術梳理與現代闡釋，推動運河城市形成深層次的文化認同與價值共識，在實踐中保持戰略及發展步調的一致與協調，是避免大運河世界遺產資源因過度使用而陷入“公地悲劇”的重要戰略思路。
最重要的是，在“實用退潮，文化登場”之後，大運河城市群十分符合文化型城市群發展模式。城市群主要有兩種發展方式，一是傳統的主要以經濟、交通和人口作為測評指標的“經濟型城市群”，二是新的主要以生態、文化和生活質量作為評判標準的文化型城市群。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機、生態環境急劇惡化的當下，“文化型城市群”正在成為全球城市化和區域發展的主流和大趨勢。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群率先在東部地區崛起，以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為代表，我國主要走的是一條經濟型城市群發展道路，盡管各城市群的經濟總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規模增長很快，但“城市病”也日趨嚴重，不可持續問題日益凸顯。城市的本質是文化，文化型城市群代表了城市群發展的更高形態，有助於解決區域發展中空間邊界、資源配置、產業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麵的不協調關係和矛盾，最大限度地減少成本，走出一條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新路。[4]因而，文化型城市群應成為大運河城市群保護發展的首選戰略，力避在世界遺產申報成功後陷入“單打獨鬥”、“同質發展”甚至是相互“挖牆腳”的惡性競爭。從目前的一些情況看，這種擔憂並不是多餘的。
走文化型城市群發展道路，符合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總體戰略布局，同時也具有突出的創新示範作用。2013年，我國首個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把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除了重申，還提出了“注重人文城市建設”的新思路，即“把城市建設成為曆史底蘊深厚、時代特色鮮明的人文魅力空間”。由此可知，“文化型城市群”是“城市群”和“人文城市”這兩大國家戰略意圖的交集所在，既是我國城市發展麵臨的整體性重大戰略機遇，也是城市可持續發展必須重點考慮的基本路徑。作為以交通、商業和文化往來為中心的大型文明遺產，大運河在空間形態上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一個巨大的城市共同體，在創造了無數輝煌的城市文明之後，也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巨大的城市文化遺產，在這個意義上，具有培育和發展文化型城市群的資源、潛質和優勢。現在最重要的是，各城市要有明確的戰略意識，既要看得更遠一些、更深一些，也要胸襟更寬廣一些，包容性更強一些，以共建大運河文化城市群為契機，切實解決長期以來在名分、資源、投資、項目、客源等方麵的“單打獨鬥”和“惡性競爭”，在集體履行保護大運河世界遺產“完整性”的同時，最大限度實現運河沿線城鄉的共同繁榮和協調發展。
3 以基礎理論研究支撐大運河保護與可持續發展
大運河申遺成功，並不代表運河城市都已做好了進入其“全球版本”或“世界時代”的準備。而作為世界遺產的大運河，與其曆史上的傳統形態及當下的“中國範疇”也必然要有很大不同。以後的大運河，不僅不再是一個省市的事情，甚至也不全是中國內部的事情，而是已身不由己地深度融入了一個更加廣闊和複雜的網絡係統中，不僅每個省市會從微觀角度、整個國家會從中觀角度，整個世界也會從宏觀角度切入並影響到它的保護和發展。就此而言，我們過去積累的運河知識、觀念、理論、方法和價值態度，都麵臨著巨大的挑戰，同時也必須以升級換代的方式實現自我更新，以便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把握好發展的主動權和話語權。
戰略發展規劃，基礎理論先行。戰略規劃的基本要求是“立得穩，踩得準，想得深，看得遠，抓得早，轉得快”，既需要有紮實、可靠的學術研究成果鋪墊，同時也需要有先進、開闊的基礎理論框架引導。而戰略意識恰是當前我們大運河研究中最缺乏的。目前與大運河相關的研究主要有兩方麵：一是以曆史學、考古學為核心的文史研究，並主要集中在曆史考古、文獻整理與闡釋方麵，而對作為運河核心形態的城市文化本身觸及較少；二是即使涉及城市，也是“單體”研究多而“整體”研究少。相關研究主要以揚州、蘇州、北京、杭州等大城市為中心，而對運河沿線的中小城市、特別是它們作為一個城市共同體的綜合研究相對缺乏。缺少基礎性的理論研究，運河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就不可能獲得明確戰略定位和先進理論指導，並有效製約、規避已山雨欲來或正蠢蠢欲動的各種非理性、缺乏長遠與總體考慮的輿論和行為。在今後的一個時期，應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麵的工作。
一是文化基礎理論建設。以馬克思城市社會與文化理論為核心，借鑒西方當代城市群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分利用當代城市社會學、文化產業學、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等方麵的研究成果，結合運河城市的發生源流、曆史演進和當代狀況，建構大運河城市群的文化模式與基礎理論，為大運河全麵深入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和指導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