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運河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戰略
城市理論前沿
作者：劉士林
摘 要：當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新型城鎮化是我國的國家戰略，也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機製。這是研究大運河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洞悉的大勢。以大運河城市群為總體框架建構運河城市文化共同體，推動運河城市形成深層次的文化認同與價值共識，在實踐中保持戰略及發展步調的一致與協調，是避免大運河世界遺產資源因過度使用而陷入“公地悲劇”的重要戰略思路。以共建大運河文化城市群為契機，切實解決長期以來在名分、資源、投資、項目、客源等方麵的“單打獨鬥”和“惡性競爭”，在集體履行保護大運河世界遺產“完整性”的同時，最大限度實現運河沿線城鄉的共同繁榮和協調發展。
關鍵詞：大運河；世界遺產；戰略研究；城市資源
Abstract： This is the world of cities now. New-type urbanization is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our country and will be dynamic mechanism of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n a quite long time in future， which is the main trend we must know so as to study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rand Canal. Taking the Grand Canal city group as overall framework to construct a cultural community of canal cities， promoting canal cities to form deep cultural identity and value consensus and keeping strategy in accordance with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are important strategic ideas to avoid world heritage resources of the Grand Canal falling into “the tragedy of commons” because of overuse.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co-building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city group， we should solve “fight alone” and “unhealthy competition” in title， resource， investment， project， customers and so on. We should collectively protect the “completeness” of world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the greatest degree.
Key words：the Grand Canal；world heritage； strategic studies；city resources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5）-01-24（4）
2014年6月22日，經過八年艱苦的申報曆程，中國大運河終於成為《世界遺產名錄》的第46個項目。這除了告慰我們在保護運河遺產上付出的種種努力與艱辛，同時也預示了一個任務更加艱巨、道路更加曲折的新時代的到來。所謂“穿上袈裟事更多”，今後的大運河將會變得更加不平靜，風大浪高，責任與利誘、非功利與實用主義、傳承與開發、開發與開發之間的博弈和爭鬥也必定水漲船高，難以駕馭。對此並沒有一勞永逸的好辦法，隻能未雨綢繆，做好長遠戰略規劃，同時不斷自我砥礪，做好持續和長期鬥爭的準備。
1 城市資源與遺產：大運河保護發展的立足點與戰略方向
斯賓格勒曾說：“世界曆史，即是城市的曆史。”[1]大運河的曆史就是一部運河城市發展史。作為獨特的河流文明譜係，運河文明的精華集中於兩岸的城市及中心城區，又以城市為中心樞紐延伸到古代中國文明肌體的末梢與細部。沿運河水陸網絡在廣闊空間上擴展開去的城市與鄉村，在社會結構、生活習俗、道德信仰及人的氣質與性格上，無不打上了深深的“運河”烙印。如城東門和城北門在明清時期是天津最繁華的所在，隻是因為這兩個城門正對著運河，占了經濟地理上所謂的“區位優勢”。又如北京齊化門外東嶽廟一帶，也因為運河漕運之利，每年三月形成了“道塗買賣，諸般花果、餅食、酒飯、香紙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觀。
在曆史上，大運河與沿岸城市是一體同胞、唇齒相依的。一方麵，很多城市都由於運河開通而迅速完成了“城市化”，從默默無聞的農村或普通市鎮發展為具有較大規模或中心意義的大城市。如明清時代的山東臨清，就是由於大運河的開通，把原本隻是普通水洲的“鼇頭磯”提升為運輸與物流中心，遂一躍發展為“紳士商民近百萬口”[2]的中心城市，也是當時華北最大的棉布、綢緞和糧食等商品集散和貿易中心。另一方麵，許多城市的命運與大運河的興衰也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以揚州為例，在京杭大運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揚州是一座舉世聞名的大都市。但真正使揚州命運發生逆轉的，是由於另一種現代交通係統——鐵路取代了大運河。如現代作家鬱達夫所說：“鐵路開後，揚州就一落千丈，蕭條到了極點。”[3]
正基於這些原因，我們曾提出，依托於獨特的地理、經濟與社會條件，大運河不僅隻是一條聯係南北、溝通中外的橋梁，同時也建構了具有獨特文化功能的城市形態或類型。從文化類型上看，與古代主流性質的農耕文化不同，運河城市本質上是一種商埠型文化；從城市功能上看，運河城市超越了“政治型”與“經濟型”的二元對立模式，也是兩者在中國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發展模式；從生活方式上看，與安土重遷、專製保守的農業社會不同，運河城市最可注重的是其文化的開放性與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運河城市既對中國古代社會向更高水平的發展起到重要的刺激與推動作用，又在歲月滄桑中逐漸演化為一種彌足珍貴的文化資源與文明遺產，是研究中國城市社會與文化的一個彌足重要的本土性對象，也理所應當地要成為大運河保護發展的主體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