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曲禮》雲：“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令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從這一點出發，就要求人們將帶有動物性的風俗向文明時代的禮靠攏。比如，人類初期的婚姻雜交亂媾，不問血緣。到西周時，盡管一夫一妻製已經確立，但對偶婚的殘餘依然存在，“在男女生活上、婚姻形態上更是自由、活潑與放任”為了移易這類陋俗，儒家製定了婚禮，規定了婚配的手續和儀式。並對雙方的血緣關係作了嚴格的限定。《禮記·曲禮》雲：“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的道理，將“不取同姓”作為禮規定下來。禮要培養人的健康的情感。人有喜怒哀樂，禮的作用在於，使之“發而皆中節”（《中庸》），即恰到好處，而不對別人造成傷害，於是便有相應的種種規定。如喪事，古人重喪，以喪為禮之大端。人喪其親，痛不欲生，哀毀無容。作為鄰裏、朋友，不應視而不見，我行我素，而應依禮助喪，至少要有悲戚、惻隱之心。《禮記·曲禮》對此有很詳細的規定，如：“鄰有喪，舂不相；裏有殯，不巷歌。”古人舂米，喜歡唱送杵的號子，當鄰裏有殯喪之事時，應該默舂，並不在巷中歌唱，以示同哀之心。“望柩不歌”，望見靈柩，哀傷頓生，自然不歌。“臨喪不笑”，臨喪事，宜有哀色，笑則傷孝子之心。“適墓不登壟”，進入墓區，切不可踩墳頭，這樣最無敬重之心。如此之類，不勝枚舉。
綜上所述，儒家在如何建設周代社會的問題上，沒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個王朝，而是要創造出一個人本主義的社會。為了實現平穩過渡，他們一方麵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風俗，如房屋的形製、食物的種類、衣服的樣式等；另一方麵則通過推行各種形式的禮，來移風易俗，走近文明。從周代開始，禮樂文明就成為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征，並綿延兩千餘年。
中華文明，在古代即已聲播海外，這種傳播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本身的力量。當海外的遣唐使、留學生到達長安時，最令他們欽羨的，是先進的禮樂製度、衣冠文物。他們將它引入本國，加以仿效，希望“進於中國”。應該肯定，中國的禮樂文明對於改變這些地區的陋俗，加速向文明的演進，起了重要的作用。
從俗到禮，是中國上古文明的一次重大飛躍，它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底蘊，並賦予它鮮明的特色。這是我們的祖先對世界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值得我們思考和總結。
儒家對禮的理論探索，是從研究治世之道開始的。“上不以其道，民之從之也難”。“凡動，必順民心，民心有恒。”《尊德義》說：“聖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禦馬，馬之道也。後稷之藝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為近。”儒家沒有將人的血統、地域或種族的特征，而是將人性作為其治世之道的基礎，認為要建立和諧的社會秩序，就必須順應人性。所謂人性，如同水、馬、土地的特性，是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四海之內，其性一也”，是人類最普遍的特征。對人性的把握，可以推己及人，並上推命與天道，而知所當施行的人道。
儒家將人性作為治道的基礎和主體，提出“道始於情，情生於性”的道理，禮治思想發端於人情，“禮因人情而為之”。情是性的外顯，情與性相為表裏，道始於情就是始於性。所謂人性，即《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所說“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