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禮是人際交往的方式。人與人交往，如何稱乎對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如何宴飲等等，都有禮的規定。行為合於禮，是有教養的表現，反之則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在雙方並未見麵，用書信交流時，也有特殊的禮貌用語。禮的內涵是如此豐富，因此，盡管中國是禮儀之邦，但是沒有人可以用“一言以蔽之”的方法給“禮”下一個定義。
禮緣何而作
談到古代社會的生活習俗，人們常常用到“禮俗”一詞。實際上，禮是禮，俗是俗，兩者是有區別的。一般來說，禮通行於貴族之中，即“禮不下庶人”；庶人則隻有俗，即所謂“民俗”。但是，兩者又有密切的淵源關係。
什麼是俗？《說文解字》雲：“俗，習也。”是指生活習慣。東漢鄭玄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俗謂土地所生習也。”（《周禮·地官·大司徒》鄭玄注）“土地”是指人們的生存環境，包括地理、氣候、人文等各種要素在內。人們在各自特定的環境中生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自的習俗。
《禮記·王製》對四方的風俗作了如下的描述：“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表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東方、南方都是近海之地，為了避免蛟龍的傷害，人民有文身的習慣。題，指額頭。雕題即用丹青雕畫額頭，也是文身的一種。他們生食蚌蛤，不避腥臊。西方不產絲麻，多食禽獸，故以獸皮為衣，又因天寒不產五穀，所以“不粒食”。
北方多鳥，故人們以羽毛為衣，又因林木稀少，所以多穴居。環境的多樣性造成了民俗的多樣性。從考古材料看，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國各地的民居、葬式、食物、器形、服飾等，都有明顯的地域性。這一時期的風俗，具有濃厚的原始性。如在大汶口文化地區，流行拔除一對上頜側門齒的風俗，而且頭部後枕骨都經過人工畸形；女性口內多含小石球，致使臼齒嚴重磨損，腐蝕到齒冠、齒根，甚至將齒列擠向舌側，使齒槽骨萎縮。這可能與某種原始信仰或審美情趣有關。這是很典型的遠古風俗的例證。隨著社會的進步，各地的風俗走入了不同的流向：有損於人類健康的蠻風野俗，被人們自覺地揚棄了；某些落伍的風俗則為新的風俗所替代，發展成為新時代的風俗；還有一部分風俗，則頑強地留存於社會中，繼續發生影響。直到商代，盡管已經產生了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古代野蠻、落後的風俗依然籠罩著整個社會。最明顯的例子有二：
一是事無大小，都要占卜。占卜的習俗，至遲在龍山文化時期即已出現，事隔千年，它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成為殷王執政的重要工具。
二是人祭和人殉的盛行。人祭是將活人殺死，作為祭祖的供品，這是食人之風的延續。人殉是用活人陪葬，與人祭性質相同。這類弊俗，無疑是社會發展的障礙。
公元前11世紀，武王伐紂，建立了周王朝。兩年後，武王去世，周公攝政。周公親身參加了伐紂的偉大鬥爭，親眼目睹強大的殷王朝一朝覆亡的場麵。作為傑出的政治家，他不能不思考：在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背後，是不是天命在冥冥中起著作用？周人怎樣才能長治久安？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為政之道，得出了殷亡於“失德”的結論。有鑒於此，周公提出了施行“德政”的政治綱領。而要保證“德政”的實施，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製度。其次是要為統治者製訂一套係統的行為規範。二者可以統稱為“禮”。這是一場比武王克商意義還要重大的革命。
周公製和作樂，是建立古代中國人文精神的重要開端，其後經過孔子的提倡和荀子的發揮，“禮”形成為一個博大的體係，不僅包括政治製度，而且包括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禮不再是僅僅對統治者的要求，也是對有知識的“君子”的要求，成為全社會成員取齊的標準。
風俗的轉換要比政權的轉換困難得多，也複雜得多。如何移風易俗？儒家認為，應該“因俗製禮”，即盡可能利用現有風俗的形式和內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如此方可使人民喜聞樂見，被其所化。因此，《周禮》大司徒之官政之法有幾條很重要的原則：一是“辨五地之物生”。全國的土地就地貌而言，可以大體分為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五類，其物產及居民的體質特征也各不相同。這是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二是“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辨明上述五類地區，目的在於摸清各自的風俗，然後才可以因藉而施以陽禮、陰禮等“十二教”。三是“以本俗六安萬民”，本俗是指舊俗，要沿襲當地原有的宮室、族葬、衣服等六類舊俗，使人民安於其居。這三條是向萬民施教的前提。以此為基礎，再在鄉、州、黨、族、閭、比等每一級行政區內設置庫、序等教育機構，把儒家的理想和倫理道德化解在各種禮儀之中，如冠禮、婚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等等，使人們在喜聞樂見的儀式中，接受禮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