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直徑10.1厘米。鏡作圓形，圓鈕，圓鈕座。座外浮雕線刻一獨龍神獸圜曲盤繞一周，其身被壓於鈕座之下，畫麵空處雜以雲紋相襯，其外飾射線、鋸齒、連鎖流雲紋各一周，窄平素緣。此鏡鈕壓龍身，為東漢時期的典型特征。
“日月天王”半圓方枚神獸銅鏡→
東漢。直徑14.3厘米。鏡作圓形，圓鈕，連珠紋鈕座。座外為主題紋飾一周，以四龍形紋飾相隔分四區，每區均有一神人，神人兩側有羽人侍從相伴。主紋外一周以方枚印章式的銘文和半圓紋作為主紋的附加裝飾，各十三塊，方枚內作“日月天王”銘，半圓紋內為變形雲紋印飾，寬鏡緣上由內向外依次為射線紋、神獸雲紋、蟠螭紋各一周。此類鏡是東漢最複雜的鏡類之一，裝飾技法上采用高浮雕，使形象上更加逼真、生動。
←東王公西王母車馬畫像銅鏡
東漢。直徑19.2厘米。鏡作圓形，圓鈕，弦紋連珠紋鈕座。畫像用四乳釘分為四區，相對二區分別飾拱手而坐儀態端莊的王公、王母形象，兩邊各有二侍者，畫像中各有“王公”“王母”題榜。另外相對二區，一區內飾奔馳的車馬，車有華蓋，輿內乘坐一人；另一區內飾天祿、辟邪。畫像外鐫隸書銘文一周：“蔡氏作鏡佳且好，明而月，世少有，刻冶今守，悉皆左，令人富貴宜子孫，壽而金石不老知兮，樂無極”。外圍飾斜線紋、鋸齒紋、雲氣紋各一周。寬平素緣。東王公、西王母是我國遠古神話中的人物，又是道教的仙人、神靈。關於東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在《春秋左氏傳》中已有記載。
“長宜子孫”銅鏡→
東漢。直徑18.4厘米。圓形，圓鈕，柿蒂紋鈕座，柿蒂紋間鑄“長宜子孫”四字。座外以寬帶紋隔開，飾內向連弧紋一周，間鑄“好且佳丁”四字銘文，每字間有字符相隔，再向外飾射線紋、弦紋，寬平素緣。字體為長腳花式篆，十分秀麗。
←“青羊作”龍虎對峙鏡
東漢。直徑11.3厘米。鏡作圓形，圓鈕，圓鈕座。座外浮雕一龍一虎對峙，兩者頭部間置一枚“五銖”錢紋，龍虎昂首張口，曲頸盤繞，後軀壓於鈕下，肢尾外露，龍後側有“青羊作”三字銘。其外飾兩周弦紋和一周射線紋。寬鏡緣上依次為鋸齒紋、弦紋和雙線波折紋。鏡以一龍一虎對五銖錢相峙為布局，以高浮雕工藝為表現手法，把龍虎刻畫得栩栩如生，形態生動，極為傳神。
兩漢時期，在大一統的政治局麵下，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經濟文化呈現空前繁榮景象。當時，政府設專官管理銅鏡的製作，如“尚方”是漢代為皇室製作禦用物品的官署，屬少府。“尚方作鏡”係設在首都的尚方工官製作的銅鏡。而同時，“蔡氏作鏡佳且好”、“王氏作鏡真太好”等銘文鏡也都明確記述了製作者的姓氏，表明民間鑄鏡業也已十分普及。
從銅鏡紋飾上看，西漢早期銅鏡有些還保留了一些戰國銅鏡的特點，如地紋、蟠螭紋的使用等，草葉紋在早期也有出現；西漢中晚期時，銅鏡中的地紋已經徹底消失，主題紋飾日趨簡潔樸實，流行的紋飾有草葉紋、星雲紋、四乳四虺紋等，蟠虺紋鏡新出現並流行，博局紋鏡開始出現，此時銘文已成為整個紋飾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漢晚期至東漢前期，連弧紋鏡、蟠虺紋鏡繼續流行，博局紋鏡最盛行，此時紋飾以四神為主，圖案有四神、動物、禽鳥及羽人之類，活潑生動；東漢中、晚期時，連弧紋、博局紋繼續使用，新出現了人物神仙故事如“東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內容和車馬畫像及神獸等題材，出現了浮雕式表現花紋的手法，紋飾布局出現了“軸對稱”式新風格。
洛陽出土的漢代銅鏡品種繁多，形製多樣，有些已成為漢代銅鏡鑒定、分期的標準器。正如《古鏡圖錄》中說：“刻畫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辭旨之溫雅，一器而三善備焉者莫鏡若也。”而漢代銅鏡作為我國銅鏡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其在紋飾題材、數量種類及鑄造工藝上都較前期有了極大發展，並為以後唐代銅鏡的盛起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銅鏡文化不僅體現了當時人們的精湛工藝、聰明才智，更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雖然銅鏡早已退出曆史舞台，但它所反映的中華燦爛文明將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責編：石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