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談該窯的燒造年代
說瓷賞陶
作者：李鐵錘
琉璃廠窯是四川邛窯體係中的重要成員，它位於成都市錦江區三環路南三段以北、琉璃一街以南、老成仁公路以西、小沙河以東約30萬平方米的地區。80年前這裏是華陽縣僅有20戶人家的一個小村，如今離它不遠的周邊地區已是高樓林立，現代化大廈鱗次櫛比，尚具農村模樣的琉璃村老街（圖1）不久將消失得無影無蹤。
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起，就不斷有人在琉璃廠窯址“挖釉”。1933年3月，在成都華西大學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前身）任職的美國人葛維漢先生，首次對琉璃廠窯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發掘，並於1939年發表了《琉璃廠窯》英文報告。1936年，琉璃廠窯像邛崍十方堂窯一樣，遭到過軍閥的狂挖亂搶。1949年以後，文物考古部門對琉璃廠窯進行過幾次認真的調查，並收集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與標本，已故的陳萬裏、馮先銘先生等人都曾到過琉璃廠窯址。然而，由於種種原因，琉璃廠窯址群始終未進行過正式全麵發掘。
由於琉璃廠窯過去未進行過正式發掘，許多未解之謎，始終沒有肯定的答案。例如關於它的燒造年代，至今仍有不少人沿用上世紀三十年代葛維漢“北宋末……到元初”的過時說法。陳萬裏、馮先銘二位先師經分析已有實物及資料之後，於1960年指出：“琉璃廠從晚唐以至明代一直沒有停燒過，這樣曆史悠久的一個窯場，是值得予以清理的。”1979年，丁祖春先生根據窯址和墓葬出土物的比對，指出“它的上限在唐、五代，下限在明末”。筆者曾多次到窯址觀看，並仔細察看了因起墳、蓋拆房以及“找寶”等被人私下挖掘的坑洞，通過窯址東、西不同位置遺物的比較而發現：在東部原一工廠區域，因曾削去一兩米的表土，故容易找到早期遺物。根據這一思路，筆者在當地居民私挖的地坑堆土中，看到了隋代標本。還看到大量具有橫係、豎複係、短流、短頸、圓腹、餅足等唐早中期特征的瓷片標本（圖2）。因此，筆者認為琉璃廠窯的始燒年代應是隋至唐初。圖3是一把隋至唐初的琉璃廠窯彩繪無柄壺，它的器形與畫法跟青羊宮窯同期器物十分相似。青羊宮窯和琉璃廠窯同處於錦江、府河之畔，在時間上二者有明顯的承繼關係。隋唐時期，成都迅速擴大，地處護城河附近的青羊宮窯順勢遷至下遊，建立琉璃廠窯，是合乎情理的。其實，目前見到的琉璃廠窯唐代器物是很多的，圖4是唐代琉璃廠窯黑釉無柄壺，短流、圓腹、無柄、雙耳，這是典型的唐代器形，邛崍十方堂窯唐代也有許多類似器形，隻是胎、釉不同。圖5的琉璃廠窯箕形（風字）硯，也是典型的唐代器物。從晉到唐，四川青羊宮窯、橫山子窯、十方堂窯、琉璃廠窯等有許多瓷硯製品，其中，晉代流行三足硯，南朝流行多足及辟雍硯，隋唐流行辟雍和箕形硯。圖6的唐代褐彩大酒壇，從前被誤認為是邛崍十方堂窯製品，近來經跟琉璃廠窯窯址出土標本比對，它是唐代琉璃廠窯器物。該大酒壇高48.5厘米，最大直徑44.5厘米，反映出大唐川酒之盛氣，同時，打破了“唐代無大器”之說。琉璃廠窯直徑或高度大到半米左右的器物甚多，這正是琉璃廠窯的一大特色，在全國諸窯中獨樹一幟。圖7的唐代刻劃彩繪紋大盆為四川博物院藏品，直徑45厘米，是唐代琉璃廠窯代表作品，應為琉璃廠窯興盛期之作，也就是說，琉璃廠窯開始於隋末唐初，興盛於唐至五代，而非興盛於宋。圖8是琉璃廠窯花釉腰鼓殘件的複原品，跟其他窯口唐代此類器物幾乎相同，定為唐代應無異議。圖9的唐代綠彩單耳杯為郭天慶先生的藏品，它的單耳為唐代常見的複式豎耳，彩繪為唐代常見的如意紋，應定為唐代，而北京故宮收藏的一隻琉璃廠窯單耳杯定為宋代。而圖10的雙魚紋大盆（北京故宮藏），直徑46厘米，它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琉璃廠一帶的征集品，北京故宮把它也定為宋代，其實成都修建三環路時，出土了許多這樣的大魚盆殘件，從胎、釉及其他技術特征來看，定為唐代更加合適。
唐至五代時期，琉璃廠窯陶瓷豐富多彩。圖11是一把晚唐至五代的褐釉斑彩執壺，這種所謂“斑彩”實際就是把白色化妝土畫（或瀝）於深色胎體上，外罩一層褐釉燒製而成。這種采用化妝土製作圖形的裝飾方法，在四川戰國至西漢的岷江上遊文化的陶器中就已出現，直至南宋，四川諸窯屢見不鮮。圖12是一把劃花綠彩執壺，它跟前述的唐代刻劃彩繪紋大盆有異曲同工之感，可謂我國早期的素三彩。圖13的黑釉高足杯表明，唐、五代時期琉璃廠窯的乳濁黑釉技術已經成熟，為五彩斑斕的窯變釉器物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圖14的窯變釉盞代表著這一時期琉璃廠窯燒製窯變釉的新水平。這種窯變釉技術經岷江傳至眉山青神壇罐窯和樂山西壩窯，並由西壩窯發揮到了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