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的故事中講述的有限和無限之間關係、欲望和現實的各種可能之間的生存困境，始終貫穿於巴裏科的創作之中，這部關於格溫先生的小說也不例外。但《1900》並不能代表巴裏科小說創作的全部成就和至高的水平，他還擁有諸多形式內容上都富有創新意義的小說，比如獲得意大利重要的文學獎項“康皮耶羅獎”的處女作《憤怒的城堡》、獲得維多雷久文學獎和博斯克城堡文學獎的《海》，以及在2007年同樣被改編成電影而紅極一時的《絲綢》等等。當然，還有這本2013年寫就的小說《一個人消失在世上》。
實際上，寫作小說並不是巴裏科唯一的職業或說專業。1980年他從都靈大學的哲學係畢業，卻憑借自己的另一個音樂文憑成了為《共和國報》和《新聞報》撰寫音樂評論、文化批評的記者、專欄作家。1993年，他在Rai電視台主持音樂欄目講解歌劇。1994年又主持了一檔文學節目“匹克威克，論閱讀與寫作”。同年，他創辦專門教授敘事技巧的霍爾頓（Holden）學校並在其中任教（學校的名字來源於《麥田裏的守望者》男主人公Holden Caulfield）。
2004年，巴裏科以現代意大利語譯文改編了《伊利亞特》，使其成為口述版《荷馬，伊利亞特》，並在羅馬和都靈的兩家劇場裏向聽眾進行朗誦，他認為這個新版本是“與現代公眾的忍耐度相兼容”的，並將這種改編視為藝術品的修複。不止於此，他還策劃了一個名為“Save the Story”的文庫——請當代優秀的小說家，諸如艾柯、阿莉·史密斯、戴夫·艾格斯等等為孩子們重新講述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經典故事，其中包括《約婚夫婦》、《唐璜》、《李爾王》、《罪與罰》、《格列佛遊記》等等，巴裏科讓他們以當今的語言和自己的方式進行講述。重述經典對他充滿著吸引力，他甚至將做這件事形容為一種本能，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他說：“我喜歡挑戰那些偉大的作品，我推崇萬古流芳：這是對抗死亡的一種方式。”
三聯生活周刊：小說開篇時，你告訴我們，格溫先生的作品多種多樣，這讓我想到你。格溫先生是否能代表一部分的你？他所追求的生活是否在訴說著你的個人情緒？
巴裏科：不是的。實際上，格溫先生身上有很多和我不相容的地方。有一些關於對作家這個職業的反思，可以說是出自我，但是他擺脫那種處境的做法，並不屬於我，他的選擇和我也一點兒也不像。我永遠不會停止寫作，也不會偷偷寫作。
三聯生活周刊：在你過去的很多作品中，故事都開始於20世紀初，為什麼會對書寫那個時代的故事有特別的興趣？
巴裏科：我喜歡這種時間差，這能幫助我更好地聚焦我所講述的故事。我屬於那種能看清遠處，但是卻看不清近處的人。
三聯生活周刊：我很喜歡你在書中營造出的氛圍和書寫的氣質。這是你在寫作中格外注重某些元素（比如結構的運用、語言的節奏等等）產生的效果嗎？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巴裏科：通常，我會根據我要講述的故事來選擇寫作的風格。《一個人消失在世上》的語言很幹淨，非常清醒和節製，因為格溫先生的風格就是這樣，他就是那道照亮這個故事的光，一切都通過他的語言得到體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用了一種他可能喜歡的風格寫了這個故事。
三聯生活周刊：就像這本書中的格溫先生買燈泡時尋找一種天真的光一樣，你在寫作中也尋找某種天真的存在嗎？你認為什麼是寫作中“天真”的部分？
巴裏科：“天真”可能不是一個非常準確的詞，因為寫作這個職業是那種狡猾動物的職業，但是這個職業裏，也有天真的成分，這在寫作中，“天真”這個因素非常重要，幾乎必不可少。在每種寫作裏，都有回憶，通常還有一種懷念——懷念用天真的眼睛看世上的時光。甚至，作家身上的那種自戀，也是一種天真的自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