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證明，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需要的常常正是這種“保守進步主義”，因為現代化一方麵要求變革，但又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這就像核聚變固然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如果這能量無法控製則將是個災難。英美的成功正是一係列條件的綜合結果，它塑造了某種“長期社會”，並有完備而明確的法律體係來保持這種長期連續性，由於社會轉型常常需要幾個世紀才能完成，這就保證了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積累與保存——無論是財富、權利、知識還是資本，都需要不間斷的長期積累，才能最終引發變革。相比起來，歐洲大陸的國家或是常被國內國際戰爭所打亂，或是像俄國那樣太過保守而缺乏進步創新的刺激，難以形成大量財富累積的過程，因為一次戰亂或革命所帶來的掠奪與沒收，便可能終止這一進程。
因此，僅僅談論“小店主國家”對黃金的貪欲，或美國對石油的貪欲，是沒有意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地理大發現後從美洲掠奪了數量驚人的貴金屬，但由於缺乏一個有效運作的經濟體係，這些過量金銀的流入卻隻帶來了詛咒：一方麵造成其本國的物價暴漲，另一方麵強化了國王的專製權力，因為有了這些黃金，他們便不再需要征召議會來收稅，如葡萄牙在1697～1820年從未召開國會，造成五代人缺乏立法經驗。其結果，隻是造成了國家經濟的停滯，金銀從手指中流過後進入英國，反倒加深了對英國的經濟依賴。
甚至於“上帝”也未必重要。雖然英國通俗小說家E.M.德拉菲爾德曾說過，英格蘭人的信條首要的一點便是“上帝是個英格蘭人，很可能在伊頓公學讀過書”，但類似的念頭大概歐洲各國多多少少都有。開創現代海洋秩序的荷蘭人，說起來並不能算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倒不如說是歐洲最世俗化的民族。固然，堅信“上帝站在我們這邊”的信仰本身就帶來力量，但不難設想，這也會助長人的獨斷行為，因為既然上帝與我同在，那我自然可以忽視他人的反對意見——這一定程度上正是我們這些年在美國的單邊主義中所看到的情形，在小布什當政時代尤為明顯。而美國人之所以普遍比歐洲人（包括英國人）更常去教堂，恐怕很大程度上又還是因為其地理位置的安全所帶來的社會連續性，使他們不必像在自己國土上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人那樣對上帝產生幻滅感。概言之，當下美國人維持對上帝的虔誠，是其特殊經曆的結果，而非原因。
顯然，作者對“海洋秩序的長期發展”充滿信心，甚至幹脆判定“地球上其他文化別無選擇”。雖然英美一體，但在這件事上，現在美國人往往比英國人表達得更為直率。傑裏米·帕克斯頓在其《英國人》一書中說，在英國人看來，“以任何形式公開表示民族自尊，不僅是頭腦簡單的，而且無論如何是應該在道義上受到譴責的”。公開談論本國的優越性有時的確令人難堪。鑒於作者本人就是美國人，這樣說不免有幾分自吹自擂之嫌。（他帶著歉意說：“這樣說粗俗得不可原諒，但在300多年的戰爭中，英語國家確實常勝不敗。”）實際上，當你是世界頭號帝國時，你無須經常去證明這一點，而且曆史反複證明，為成功者回頭去尋找他之所以成功的理由，有時候跟預測未來一樣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