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用一支筆來傾訴傾吐，這是表述自己存在的最好方式，也是最基本的權利。在文明社會裏，所有的公民都有寫作的權利、發表和出版的權利。
但是這個權利的獲得說起來容易，真正實現卻是難而又難的。一個人要獲得這些權利需要有許多條件，比如他們是否處於一個足夠寬容的社會？是否置身於民主的環境裏暢所欲言？具體到個人，另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要有寫作的能力—如果不識字就有很多困難，就隻能讓別人記錄。有了寫作的能力，能夠調動詞彙組織篇章，清晰地表達出自己的觀念，那還要求另一個條件：出版和發表的園地。
大家都在寫作，這麼多人寫作，僅僅像小靳莊一樣貼在一麵大牆上還遠遠不夠，也不會滿足。要有比較理想的出版和發表園地容納，要得到起碼的傳播廣度。而在一個人口大國裏，這最後一條會是極大的難題，也隻有在當今這個網絡時代才有解決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們來到了數字時代，可以非常輕易地在網上發表自己的作品，比如作者自己貼在博客上。所以就這一方麵來說，今天“公民寫作”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
現在的網絡寫作與發表也造成了太多的不適，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這實在是讓人痛苦的事實。可是總的來說，也有好的方麵，所以不必過於悲觀。今天人們對網上滾動的沙暴一樣的文字信息不無憂慮，甚至是極大的恐懼。但這已經是無法改變的一個現狀，一個過程，它還要繼續發展，並且在發展中一點點演變。就像上世紀五十年代那位文化工作者要用麻袋裝詩一樣，兩條麻袋裏肯定會有很多不好的、不入流的東西，但它畢竟有極豐富的包容，有值得一看的東西。
作為一個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這裏麵有相當吸引人的因素。今天網上海量信息的湧現，大概讓那個文化工作者拿出幾十萬條麻袋也裝不完的。今天的網絡對於個人寫作理想的實現，對於大眾寫作者來說，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從這一點看，我們是遇到了一個很特別的時代。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個方麵，網絡的弊端、它帶來的許多負麵影響，大家都有目共睹—我們人類幾乎還沒有一種控製力和這麼強大的技術相匹配，就是說，工具的能量越大，我們需要的相應的控製能力就要越強。但是我們沒有這個控製力，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網絡不過是一個沒有價值判斷也沒有立場的工具，就看怎樣使用這個工具了。網絡上的內容會造成傷害，而且這傷害是這麼簡單和直接，確是一個鋒利的武器。如果我們人類沒有一個更強大的力量來把握這個工具，那麼未來的結果也就是不可預料的。所以我們現在的公民寫作和這麼強大的工具結合一體，除了慶幸之外，還覺得非常危險。
２
但願這是個不致落空的希望：如今的公民寫作碰到了很好的機遇。這是基於如下的判斷—我們第一次有可能這麼多人一起寫作，並且都能找到發表的園地。如果冷靜一下想，這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時代機會。過去對大多數人來說，沒有任何可能走進這樣一種文字機緣裏。用一支筆表述自己，從古到今一直都是少數人的專利，那麼作為大多數人，他們最基本又是最重要的一個權利也就沒有了。
現在各個階層的人都可以動手寫作，然後將這些文字發到網上去。說到文學創作，這方麵的變化大家都感受明顯。比如長篇小說，從發表的數量看真是今非昔比，變化太大了。五十年代生人還記得，當年不過是一到兩個作家可以出版和發表長篇小說，每年最多也不過四五部，這就是那時候長篇文學作品的總產量。而現在是怎樣的？前不久有個機構統計，說中國一年可以產生6000部甚至更多的長篇小說。單從產量上看，這個跨越太大了。但是後來有人說這些官方統計都是不太準確的，我們現在不是每年七八千部，而是更多，多得多—因為那個統計隻是紙質出版物，忽略了網絡上發表的長篇小說。如果加上網絡上發表的，那數量就更不得了。
不過即便加上網絡，統計也仍然還是不準確。為什麼？因為有的人是買書號出版作品的，那種係列叢書可以是一號多部—再加上這樣的出版物，我們每年的長篇小說產量僅紙質的就遠遠不止一萬部了。在這個基礎上再統計數字出版、網絡發表的大量長篇小說，那很可能超過兩萬部。
可以想見，僅僅是長篇小說的寫作，出版發表的數量由一兩部增加到幾萬部，這種變化，這種文學產量的增值是相當驚人的，也許隻有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那麼這種現象是喜是憂？
有的文學專業人士不無憂慮，說我們的當代文學已經完全沒有了質量，而隻有數量。因此他們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人們少寫一些，寫好一些—不要浪費那麼多紙張，不要浪費那麼多文學生產力，目前首要的任務就是提高文學作品的質量—所有人都知道，文學寫作主要不是一個數量問題，而永遠是一個質量問題。
所以每當有人說到一部具體作品，強調它的長度時，我們覺得就很難討論下去，因為這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合適的長度也許隻對作者是重要的，他要有十足的理由把它寫成這樣的長度。但是作品的優劣還要依靠內在的品質，依靠它所擁有的思想與藝術的含量。藝術價值從來不是數量和長度之類，這不是本質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專業人士的憂慮和希望完全沒有問題：寫好一點，寫節製一點，使作品在思想和藝術的含量上有一個超越，如此才有意義。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豪感從來不是數量，而是它的深度和高度。
不過有人會說，我們如果有更多的屈原不是更好嗎？但是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們隻會有一個屈原，因為隻一個也就足夠了，他既代表了不可重複的自己，又代表了我們的民族—一個民族曾經擁有的精神追求和完美度。出現幾十個屈原完全不可能，而且也沒有了價值。
有人希望寫作者寫得少一點，這當然可以理解，不過這隻是專業人士的想法，是很樸素的願望。但是它忽略了公民寫作的意涵和標準，忘記了每個公民都有自由寫作和發表的權利。也就是說，這是大家的權利，誰高興寫就寫，誰願意寫就寫，誰想發表就發表，隻要痛快地傾訴了、麵對了個人的真實世界，也就有了意義。這就是個人權利的行使，是無可厚非的。但這種寫作畢竟是另一個標準，即公民寫作的標準，是一種自由權利的體現，是這樣的範疇與指標。如果說這是一個文學的狀態，還不如說是一個社會的狀態。
公民寫作不應該和專業寫作采取統一的標準，二者的性質仍然是有區別的。
比如我們可以設問：如果每年幾萬部的長篇小說產量減少到幾百部甚至是十幾部，它的質量就一定會好上幾萬倍嗎？誰也不敢肯定，因為文學問題從來不是這樣簡單直觀的數學問題。再多的人把筆停下來，傑出的長篇小說創作也依然不會增加。基本公民權利的實現和專業文學創作，這必然有、也應該有不同的界限存在。所以也可以說，一個民族不論有多少人投入了文學寫作，真正的文學傑作都不會因此而大幅度增加。從漫長的曆史時期看，音樂界一百年才出現幾個大師，繪畫界也是如此—從概率上看大致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內部規律。
談到專業和業餘，還不僅僅是職業的意義，也不僅僅是使用和分配時間的意義。這裏是指心靈和才華的性質，指愛的深度。比如一個人可能在其他工作之餘才從事一點藝術，但卻是投入了極大的情感和力量，表現出忘我的專注，並抵達了一門專業的深處，取得了極高的成就—這樣的藝術活動是不能用“業餘”二字就可以打發的。相反一個職業藝術工作者也完全可以因為粗陋的作品而給人十足的業餘印象。一位藝術大師還說過：“藝術沒有業餘的。”這句話的含意是：隻要一個人真的愛它，就會用全部的身心投入，那才是深刻的沉浸，是生命裏的事業。
從另一個方麵講，所有的藝術家又都是業餘的，因為這仍然是精神活動，需要在基本的物質需求滿足的基礎上才能進行。藝術創作需要生命的衝動和感動，職業的感動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也隻有讓藝術回到這樣的“業餘”狀態，才會是最好的狀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業餘的藝術，如業餘的文學寫作，才是最合理最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