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公民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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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完全可能沒有來由地愛著文學，不能停止閱讀和寫作，並且從很早就開始—這種迷戀可能持續很久，長達一生，也可能隻是某一個階段的現象。
當年如果有一位老師在寫作，一部分同學和他的關係就會更親密一些。大家私下裏討論作品，交換書籍，還有點興奮和不好意思，像是做著什麼很內部的事情。但這的確非常美好，光榮而且稍稍神秘，是一種特殊的能力和嗜好把大家集結到一起，像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寶物，炫耀的同時又想遮掩一下。
愛文學和不愛文學的同學會有一些不同，並常常因此分為不同的群體。時間長了大家都知道誰是想當作家的人。大概由於這個目標太遙遠和太不切實際，一旦被別人知道有這樣的企圖心，就有些羞愧。這真的讓人有點不好意思。班上的同學會指指點點小聲議論：“他就是的。”這隱去的半截話就是：“那個想當作家的人。”
那時找到一個能夠敞開心扉談論文學的人真是愉快極了，這個人肯定是最重要的朋友。每當寫出一篇新的作品時，幾乎總是難以耽擱，即便是深夜了，也要找到一個文學夥伴，讓對方鑒別、一起朗讀和傾聽。
記得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中高中時期這樣的學生很多，到了大學中文係簡直多極了。
上大學是人生最重要的經曆。起碼對於一部分人來說，進了中文係就等於加入了一個準文學組織。因為當年正是全國剛剛恢複高考不久的年頭，那些積累在社會各個方麵的人才一下子全都湧現出來了。那時我們都相信、都固執地認為，最有才華的人一定是深愛文學的人—果然，那時大學校園裏想當作家的人真多。
可以說當年的文科是最難考的。為什麼？原因不言自明。現在不同了，文科比理科容易考，那是因為風氣變了，沒有那麼多人想當作家了。這個變化對於社會來說是進步還是退步，還需要討論。
但是直到現在，對於不少的大學生來說，在周邊不能隨時找一個人說一下文學，就會有點憋悶，不痛快，語言不通似的。人人都希望能夠和自己對話的人再多一點，這該多好。比如說離我們更近一點，就在旁邊，有許多這樣的人，他們能夠賞識我們的文章，就像談論天氣一樣地談論一下時下的文學，那真是一種奢侈的享受。對一部分人來說，真的是有這樣一種渴望，就是希望能夠寫作的人更多、愛好文學的人更多，身處這樣的社會，大概會是一個很浪漫的美好多情的社會。
看來一個人擁有美好的想象，願意運用某種筆調和言詞描敘身邊的事物、表達自己的心情，並不一定是什麼特殊的癖好，而極有可能是天生就有的欲望。當然除了文學寫作還有其他的寫作，有各種形式的表達，這樣的人是非常多的。怪不得任何國家都有關於公民寫作自由的法律保證，而且要寫到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之中。看來這種欲望是既廣泛又頑固的，它不容忽視更不容消除，因為植根於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中。
作為公民去寫作，很多的人在寫作—這不僅僅是文學寫作，還有各種各樣的寫作—那該是一個怎樣活潑和文明的社會。那肯定是一個文化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寫作可以抒發心誌，可以展示自己的夢想，把心情付諸筆端，並通過一支筆去呼籲。這往往是一個人從小就有的向往，是很普遍的一種情形。
有人曾經嘲笑歐洲某個國家的國民，說這個國家有點奇怪：寫作的人太多了，幾乎識字的人都想寫一些東西，特別是寫一點文學作品，“整個國家的人都想當作家”。東亞某國也有過類似的情況，也有人開玩笑說這個國家的人幾乎“人人都想當作家”，在忙著寫散文和小說之類。這與其說是譏諷還不如說是羨慕。
確實如此，如果到這樣的國家去，我們首先會發現閱讀的人特別多：他們大部分都是手不釋卷的人，坐著讀，站在交通車上也讀，大多數人隨身都帶有幾本書。我們可以設想，寫作者起碼可以在這裏找到最多的讀者。在這樣的國度裏，由於讀者多，寫作者的比數肯定也是很大的。很多人在那裏默默地寫著，渴望發表或不斷地發表作品。
那麼除了說到的這兩個國家，其他國家怎樣？相信一定還有許多類似的。前幾年有一個世界國民閱讀情況調查，發現中東和美洲，還有歐洲的幾個國家，國民的人均閱讀數量大得驚人。可見人與文字的緣分真的是難解難分的，人真的是一種嗜讀的動物，這的確是一種與生俱來的需求，是生命深層的欲望，而且一時還找不到什麼替代物。做調查的當年還沒有網絡，就是說那時的寫作和閱讀，還仍舊是和紙與筆的關係。
總之，那樣的一種社會文明狀況既令人羨慕，又難以抵達，就我們目前的情形來說，可以說差距很大，可望而不可及。社會上人人閱讀，很多人寫作，那將是一個多麼高的文化理想，又是怎樣的文明水準。這來自深遠的傳統，來自長久的培植。一個族群可以在物質上腰纏萬貫富得流油，但要擁有大麵積高水準的閱讀和寫作群體，隻能是一個夢想。
這樣的夢想我們國家以前曾經有過，並且那時候真的實踐過，急於變成現實。有個事情至今讓人聽了還要感動：有個年紀很大的文化工作者講，他年輕時正好是“大躍進”的年代，而當年號召“文化也要大躍進”。怎麼躍進？他要做的工作很具體也很直觀，就是每天帶著兩條大麻袋，騎著自行車到各個工廠和村莊去搜集文學作品—因為這種怪事離現在實在太遙遠，大家可能聽了不太理解，實際上真的就是這樣。文學作品能用這種方式去搜集？是的，當年確實如此，每天文化部門的人要一大早帶著麻袋之類出動，到處去尋找文學。那個人帶著兩條麻袋，每天的任務就是要把這兩條麻袋裝滿。
裝什麼？詩歌是最多的，其次是散文，還有一些劇本和小說。每次完成任務之後，他的心情都好極了，一路唱著歌騎車回機關去。如果哪天沒有裝滿，他就會沮喪。這些由麻袋裝起的文學作品在倉庫裏堆成了一嶺，然後再逐級上繳：據說一層層送到省裏，最後是北京，是最高的文化機構，比如送到科學院，由那些大專家從浩如煙海的創作裏麵篩選出最優秀的作品。當年有一本影響極大的《紅旗歌謠》，就是這樣產生的，是一部民間詩歌集，它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現在還可以從圖書館裏看到。這是一部1949年以後全民創作的大結集，是來自底層的、某種“公民寫作”的結晶。
說到民眾的寫作，類似的事情後來也發生過，它離我們更近一點，就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當時中國出現過一個叫“小靳莊”的村子，它的名氣大得不得了。它出名的原因是，據說村裏的許多人都會寫詩，連不識字的人都會—不識字的人當然要有人幫忙記錄下來。這些詩會定期貼到牆壁上去，而且還經常開全村誦詩會、賽詩會。這顯然是一次次文學盛況，性質不同，意義非同一般。這是由村裏的人搞起來的，是全村人的參與。當然這其中也有外力的推動，並且一定是摻雜了其他的政治因素。
今天在這裏講1958年那場近乎瘋狂的“文化大躍進”，那個全民的文化運動，還有“極左”時期小靳莊這樣的文學標本，有什麼意義？不難看出它裏麵有很多幼稚的部分、不盡自然合理的部分、違背規律的部分，但仍然可以讓人由此產生出許多聯想和幻想，對這兩個非同尋常的文學事件有特別的感觸甚至感動。這種事有些怪異，像是天方夜譚，近似於夢幻和傳說。這兩個事件是文學的，又不僅是文學的。它讓人有些好奇和神往，因為離我們有些遠了，現在想起來覺得真是不可思議。這種怪事好像隻有在中國的那個時代才有可能發生：荒唐裏摻雜著一些神秘。雖然這不完全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而是由一種力量導致和驅使的，但畢竟富有想象力，有濃厚的浪漫氣質—它自有自己的道理存在，有自身的合理性和可愛處。
我們都知道，那個逝去的時代真是悲喜交加，上演了許多悲劇和喜劇，也發生了一些奇跡：將不可能變為可能。令我們感動的是，那種文學寫作的普遍存在狀態，人在深層的創作欲望，正是這兩個事件產生和滋生的根據和源頭—如果我們當年是那個負責收集文學作品的人，肯定也願意一路高歌，隻因為這是一次文學的大豐收。我們那麼願意去尋找文學，尋找文學的同路人，尋找各種各樣的寫作者。這些人有一種特別的向往和激動，他們是大地的兒女。土地能生長出樹木、各種動物，各種生命都在陽光下充分地、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