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過很多來自庫珀蒂諾的人，他們都在這個問題上苦苦掙紮。一位家境富裕的家庭主婦提到，在她的社交圈子裏，基本上所有的男人最近都選擇了回中國工作，他們現在就往返於庫珀蒂諾和上海之間，部分原因就是安靜的性格阻礙了他們的文化融入和同化。美國的公司“認為他們不能勝任當地的工作”，她說道：“那是因為演示能力不夠。在生意場上，你得把一堆廢話組織起來，表達出來。我的丈夫總是言簡意賅地表達出自己的重點就結束了演說。如果你仔細看一下那些大公司，領導層中很少會有亞洲人。他們可能會雇用一些完全不懂商業知識的人，但是這個人卻很會演講”。
一位軟件工程師告訴我他在工作中被忽略的感受時提到，“尤其是那些歐洲人，他們講話真是不經過大腦”。在中國，他說：“如果你話不多，別人就會覺得你是個肚子裏有墨水的人。而在美國，情況卻全然不同。這裏的人，喜歡有什麼說什麼。他們有一個想法之後，哪怕一點兒都不成熟，他們都敢講出來。如果我能在交流方麵表現得好一點，那麼我的工作就可以獲得更多的認可。否則，即使我的老板很欣賞我，他也不知道我的工作到底做得有多完善。”
這位工程師隨後透露，他正在接受一名來自台灣的名為普雷斯頓·倪的傳播學教授關於向美式外向性格轉變的訓練。就在庫珀蒂諾不遠的山麓學院（Foothill College），倪教授開設了為期一天的“做個成功溝通的非本土專業人士”的學習班。課程廣告在網絡上通過一個當地的群張貼了出來，這個群名為矽穀演講協會，其使命是“幫助那些非本土的專業人士通過提升軟技能來獲得成功”。（群的主頁上寫著：“講出你的想法，同大家一起在矽穀演講協會實現你的理想。”）
從一個亞洲人的角度說出你內心的想法，這令我深感好奇。於是，我就報名參加了這個項目，數周以後的一個周六上午，我坐在了一間相當現代化的教室裏，北加州山區的陽光透過玻璃窗傾瀉下來。教室裏一共有15人，其中大部分來自亞洲國家，也有幾個來自東歐和南美。
倪教授看起來很友善，那天他穿了一套西裝，打著一條金色的領帶，領帶上繡著中國畫風的瀑布，他靦腆地笑了笑，用美國商業文化的整體概況作為課程的開場白。他強調說，在美國，如果你想成功，那麼你的個性和你的本領同等重要。這可能有點不公平，也可能並不是判斷一個人的貢獻究竟有多大的最佳方式，“但是，如果你沒有這種魅力，即便你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你也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
倪教授說，這一點與其他文化傳統不同。比如，中國的官員發言的時候隻要讀就可以了，甚至不是看提詞板上的提詞，而是看著手中的稿子在讀。“如果他是領導，那麼大家都得聽他的發言。”
倪教授這時要找一名誌願者上前，一名叫拉吉的20多歲的印度小夥子走上前，他現在在一家財富500強的公司做軟件設計師。拉吉身著矽穀的製服：一件休閑的開衫襯衣，斜紋棉布製服，但是他的肢體語言卻處處寫滿了防禦。他雙臂交叉抱在胸前，穿著登山靴的腳在地麵上畫來畫去。那天上午早些時候，我們在這個房間裏輪流作自我介紹，他坐在教室的後排，用顫抖的聲音告訴我們，他想學著“怎樣能找到更多的話題”，以及怎樣能“變得不再那麼閉塞”。
倪教授要拉吉告訴我們他這個周末有什麼其他的計劃。
“我要和一個朋友共進晚餐。”拉吉說，“然後，嗯……我要去爬山。”
“我對你的印象是，”倪教授紳士地對拉吉說道，“我可以給你很多工作去做，但是你不會引起我太多的注意。記住，在矽穀，你可能是最聰明、最有能力的人，但是如果你不能清楚地表達你自己，不能向別人表現你做了多少工作，別人就會低估你的能力。很多外國的專業技術人員都有過這樣的經曆，你頂多是個勞動者，而不是一個領導者。”
同學們同情地點了點頭。
“但是，有一種辦法是可以讓你保持自己本色的，”倪教授說，“也可以讓你通過聲音表達出更多的信息。很多亞洲人在講話的時候，隻調動很少的一部分肌肉。那麼，我們就從訓練呼吸開始。”
就這樣，他開始指導拉吉躺下，練習英文中的5個原音發音：“A……E……U……O……I……”然後拉吉的聲音從教室的地板上傳來：“A……E……U……O……I……”
最後，倪教授讓拉吉站起來。
“現在，課後你有什麼打算呢？”他一邊問拉吉，一邊鼓勵性地跟拉吉擊掌。
“我今晚要去一個朋友家裏吃晚飯，明天要跟另外一個朋友去爬山。”拉吉的聲音明顯比之前大了很多，全班同學都由衷地為他的表現鼓掌。
教授本身就是這樣一個榜樣，讓你看到努力可以獲得的結果。課後，我去他的辦公室采訪了他，他告訴我，他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有多麼靦腆——如果將他置於那樣的情境之中，比如夏令營或商業學校，他可以把自己鍛煉得像個外向者，他就一直這樣訓練自己，直到這一切變得自然。在那段時間裏，他成功地完成了一項谘詢實踐，那時他的客戶包括雅虎、雪佛龍以及微軟，他還同時學習一些類似的技能，努力改變著自己。
當我們談起亞洲的“軟實力”這一概念時——倪教授認為，處於領導位置要能做到“四兩撥千斤”——我開始發現了他身上未被西方的溝通模式浸染的地方。“在亞洲文化中，”他說，“總有一種微妙的方式讓你獲得你想要的東西，這種方式並不是積極的，但意圖明確而且頗有技巧。最終，你會因此而獲得很多。帶有進攻性的力量會挫敗你，而軟實力會勝於無形。”
我請倪教授用現實中的例子來解釋所謂的軟實力，他給我講了一些學生的故事，這些學生都是把能量積聚於頭腦和內心的人，一邊講著，他的眼睛閃爍出了光芒。很多這樣的人是雇傭團體的組織者——婦女團體、多樣性團體——他們將人們聚集在一起工作，憑借的是大家具有相同的信念而非活力。他還講到了“拒絕酒駕的母親”等團體——這些人通過他們的愛心改變了其他人的人生，而不是憑借所謂的個人魅力。他們的傳播技巧足以傳達他們的信息，但是他們真正的力量卻是通過實踐表現出來的。
“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裏，”倪教授說，“如果這個觀念是好的，人們就會朝這個方向轉變。如果這種目標是公平的，而你也願意為之全心全意努力，它就可能會變成一項準則：你會吸引很多與你有共同目標的人。軟實力是默默的堅持。我想到的這些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和人際交往中都是很有耐性的，最後他們會建立起一個個團隊。”倪教授認為，曆史上那些擁有軟實力的人，都是為人們所敬佩的，比如特裏莎修女、佛陀和甘地。
當倪教授提到甘地的時候，我心頭為之一震。我問過幾乎所有的庫珀蒂諾高中的學生，他們所敬佩的領導人是誰，而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告訴我敬佩甘地。我真的很好奇，甘地究竟有什麼魔力，會對他們有如此強烈的激勵作用？
據甘地的自傳描述，他是個絕對靦腆而安靜的人。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對一切都感到恐懼：小偷、鬼、蛇、黑暗，尤其是害怕外人。他每天都把自己埋在書堆裏，一放學就飛奔回家，唯恐要跟別人講話。即使是長大以後，當他首次被選入領導者之列，成為素食協會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時，他會出席每一次會議，但是仍然羞於啟齒。
“你每次跟我說話的時候都頭頭是道，”委員會另外一位成員感到很困惑，“但是為什麼你在例會上從來都不開口講話呢？你真是個懶人。”當一次政治鬥爭在這個委員會爆發時，甘地雖然有合理的想法，可是他很怕把這些想法講出來。他把這些想法寫了下來，打算在會議上大聲朗讀出來。可是最終，他也沒敢這麼做。
甘地花了很長時間來控製自己的羞澀情緒，但他從來不曾真正克服它。他不能即興發言，而對於演說這類事情，他也是能躲則躲。即使是到了晚年，他寫道：“我也不喜歡跟朋友在一起談天說地。”
但也正是他的這種羞怯，成為了他獨有的品牌力量——從甘地那些鮮為人知的故事裏所得知的那種約束力的表現形式。他年輕的時候就決定去英國學習法律，那時這種做法違背了他所在的班尼亞亞種性首領的意願。在印度，亞種姓成員是禁止肉食的，而種姓首領堅信，在英國，素食主義是絕對不可能存在的。然而甘地已經向母親起誓絕對不會吃肉，所以他覺得英國之旅不會有任何危險。他為此跟教會的領導人謝斯大費唇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