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你膽敢不顧本種姓的命令嗎？”謝斯反問他。
“我實在沒有辦法，”甘地回答說，“我覺得這種問題不該將種姓牽涉進來。”
可悲的是，他最終被逐出了教會——即使幾年之後，他信守承諾從英國學成歸來，並成了一名年輕有為的英語律師，這個懲罰依然保留著。教會內部在對待他的問題上也起了分歧。一派支持恢複他的種姓身份，另一派則表示堅決要把他拒於種姓之外。這就意味著，甘地甚至不能在教會成員家裏受到招待，連自己的姐姐和嶽父母都不行，就連喝杯水都不被允許。
甘地知道其他人也可能反對他重新入會，但是他一直沒有得到任何準確的消息。他知道抗爭隻會換來報複，所以他遵從了謝斯的意願，跟其他人甚至包括家人都保持距離。他的姐姐和嶽父母決定悄悄破除禁例收留他，可是甘地卻不答應。
那麼結果是什麼呢？那些亞種姓的成員非但停止了對他的騷擾，反而在他後麵的政治工作中無私地予以幫助，包括那些離開了這個群體的成員。他們以熱情和慷慨的方式對待甘地。後來，甘地在自傳中寫道：“我相信，這些可喜的事情都源於我的不抵抗。假如我鬧著要恢複種姓身份，假如我把這個種姓分成更多派別，假如我觸犯了種姓首領，他們一定會報複，這樣一來，我從英國回來後就不會像現在這般平安無事，而會把自己陷於一場鬥爭的旋渦裏或者走向虛偽的一派。”
這種模式——逆來順受，在甘地的生命中一次又一次地發生。在南非做律師期間，他申請進入當地的律師事務所。當地的律師公會拒絕印度成員入內，為了阻止他成功申請，他們甚至要求甘地提供孟買高級法院的證書原件，而這基本是不可能實現的。甘地被激怒了，他知道，這些阻撓的最根本原因是歧視。但他竭力控製自己的情緒，不表現出來。他耐心地同南非當局交涉，最終律師公會同意接受當地開出的證明。
他起誓的那一天，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讓他摘下頭巾。就在那一刻，甘地看到了他真正的局限性。他知道這種限製是合理的，也知道那是對他的故意刁難，於是他摘下了自己的頭巾。他的朋友對此非常失望，他們說甘地太懦弱，他理應為自己的信仰反抗，但甘地卻認為他應該去學著“欣賞妥協的美麗”。
如果我在講這些的時候，沒有對你提起“甘地”這個名字，也沒有提到他的成就，你可能會覺得他是個相當被動的人。在西方，被動是種罪過。在《韋氏詞典》中，“被動”的意思是“在外部因素影響下采取的行動”，它也意味著“順從”。甘地最終拒絕了“消極反抗”的說法，他覺得消極反抗是同軟弱、“非暴力不合作”同源的，而他所堅持的則是“堅定不移地追求真理”。
正如“非暴力不合作”所包含的意義，甘地的被動絲毫不軟弱。他的被動意味著專注於一個終極目標，並不會為了沿途中不必要的小衝突而消耗自己的能量。甘地堅信，克己是他最大的資產之一，而這種克製源於他的靦腆：
我已經在我的意識中自然而然形成了這種習慣。不成熟的想法是不會從我的嘴裏或者筆下溜出來的。經驗告訴我，沉默是精神紀律中對真理崇拜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發現很多人對於講話不夠有耐心。這些人的言談大都對這個世界毫無意義，隻是白白浪費時間。我的靦腆在現實中就像是我的盾，它讓我成長，幫助我學會明辨真理。
軟實力並不僅限於像聖雄甘地這樣的道德楷模。設想一下，比如那些為人們所稱頌的在數學、科學等領域卓有成就的亞洲人。前麵提到過的倪教授將軟實力定義為“沉默的毅力”（quiet persistence），這種特征深深地植根於學術成就之中，其作用就像在甘地政治勝利中一樣重要。沉默的毅力需要持久的注意力——要能有效克製人們對於外界刺激的反應。
TIMSS考試（國際數學與科學研究趨勢）是一項麵向全球少年兒童進行的、四年一度的標準化的數學和科學測試。考試結束後，研究人員會對結果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分析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在這項考試中的表現情況，他們發現亞洲國家和地區，比如韓國、新加坡、日本和台灣地區一直遙遙領先。例如，1995年，TIMSS考試舉行的第一年，韓國、新加坡和日本的學生獲得了中學數學的最高平均分，來自這三個國家的學生在科學學科上也搶占了前四名中的三個席次。2007年，研究人員考察了在某個國家內有多少名學生能夠達到國際先進基準（達到該基準的學生都是數學界新星），發現多數的佼佼者都來自亞洲國家和地區。在新加坡和香港，40%的四年級學生達到或超過了這個標準，而在台灣地區、韓國和新加坡，約有40%-45%的八年級學生還未達標。在世界範圍內，能達到這個基準的人，在四年級學生中隻占到5%，而在八年級學生中則隻占了2%。
要如何解釋這條橫亙在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令人震驚的學業表現鴻溝呢？這個TIMSS考試的有趣現象值得深思。在這項考試中，學生們也要回答一係列與自身相關的問題，範圍從他們有多喜歡科學到家裏有沒有可以塞滿三個甚至更多書架的藏書量。這份問卷要花費不少時間才能完成，因為它不會被計入最終的成績，所以很多學生選擇了交白卷。回答問卷上的每一個問題都需要有足夠的毅力。而教育學教授厄金·貝的一項研究顯示，那些問卷填寫情況較好的地區往往也是考試的高分區。換句話說，優秀的學生不僅需要有解決數學和科學問題的認知能力，還要有一個受用的性格特點：沉默的毅力。
其他的研究也發現，那些年幼的亞洲兒童身上也有著非凡的毅力。舉個例子來說，跨文化心理學家普裏西拉·布林考讓來自日本和美國的一年級學生做一道無解的題目，要求他們獨立思考答題思路，不得求助於其他同學或老師，從而比較他們放棄之前用在這道題目上的時間。平均來說，日本的學生在這道題目上用了13.93分鍾，而美國的孩子則隻用了9.47分鍾就放棄了。隻有不到27%的美國學生能夠堅持得像日本學生那麼久，反過來說，隻有10%的日本學生在9分鍾左右的時候就放棄了。布林考將這些結果歸結到日本人有毅力這一品質之上。
沉默的毅力在很多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身上都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一特質並不僅僅表現在數學和科學領域。我初訪庫珀蒂諾數年後，曾偶遇了蒂法尼·廖，那名斯沃斯莫爾聯合高中的學生，我在前麵提到，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的父母對她愛讀書甚至是在公共場合都捧著一本書的興趣大加讚賞。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還是有著稚嫩臉龐的17歲姑娘，正為了考入大學而努力。她告訴我，能去東海岸旅行並結識新的朋友讓她興奮不已，但是她也擔心住在那裏的人都不喝珍珠奶茶，那可是台灣最有名的飲品啊。
而現在的蒂法尼已經是一個世故而成熟的大學生了，還去西班牙讀過書。她的簽名帶著跨國界的意味，是西班牙文的“擁抱，蒂法尼”。而她Facebook上的照片，也不見了那稚嫩的臉龐，代之以一個淡淡的微笑，雖然依然溫柔而友好，卻帶上了世故的影子。
蒂法尼正在通往實現記者之夢的道路上，不久前她才被選為校報的主編。她依然用“靦腆”一詞來形容自己——第一次公開演講的時候、給陌生人打電話的時候，她還是能感覺到臉上泛起的熱度，但是話題一旦打開就慢慢變得自然起來了。她堅信自己這種“沉默的本性”幫助她當上了校報的主編。對於蒂法尼來說，軟實力就意味著傾聽、認真做筆記，並且在與采訪對象進行麵對麵交流前作深入的準備。“這個過程對於我成為一名成功的記者舉足輕重。”蒂法尼這樣告訴我。很顯然，蒂法尼對於沉默的力量深信不疑。
我第一次遇見邁克的時候，他希望像自己斯坦福的同學一樣灑脫不羈，他說，一個沉默的人不可能成為領導者。“如果你一直沉默不語，你怎麼讓別人知道你的信念呢？”他這樣反問過我。我安慰他說其實並不盡然，但是邁克對於沉默者不能傳達其信念的思想如此強烈，不禁讓我懷疑這到底算不算是一種信念。
但那是在我同倪教授探討過亞洲式的軟實力之前，在我讀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之前，在我想象著蒂法尼成為一名記者的光明未來之前。庫珀蒂諾的孩子教給了我，信念就是信念，無論你以多大的分貝來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