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人的這種尊重對西方人來說，其實就是一種對於他人感受的深切顧慮。正如心理學家邁克爾·邦德所觀察到的那樣：“這是隻有從明確的給‘自謙’貼上美德的文化傳統中走出來的人才能做到的，而間接接觸到這種傳統的人則可能會給它貼上‘尊重關係’的標簽。”這種尊重會導致社會的動態變化，這一點從西方人的觀點中很容易看出。
由於這種尊重關係，社交焦慮障礙在日本被稱為對人恐懼症（Taijin kyofusho），它以一種不會讓患者尷尬的形式出現，而在美國人看來，這種稱呼會讓別人覺得很尷尬。也正是由於尊重關係，藏傳佛教僧人會帶著同情之心進入沉思狀態以尋求內心的平靜（這種平靜就像大腦掃描所測量的那種線下幸福水平一樣）。也正是由於尊重關係，廣島事件的受害者會因自己的生還而要向其他人致歉。散文家莉迪婭·米利特寫道：“他們的文明已然被詳細記錄在冊了，卻依然留駐在他們的心底。‘對不起，’其中一人一邊鞠躬一邊道歉，他手臂上的皮膚已經潰爛脫落，‘我很遺憾您的孩子去世了而我還能活下來。’‘對不起，’另外一名生還者真誠地對一個抱著死去的母親啜泣的孩子說道，他的嘴唇腫得像橘子瓣一樣，‘我真的很遺憾離開的人是她而不是我。’”
雖然東方的這種尊重關係為人稱頌，如同一件華美的袍子，而西方人對於個體自由、自我表達和個人命運的尊重亦可圈可點。重點不在於究竟是哪一種文化傳統更好，而是這種文化價值間更為深遠的不同之處有一種魔力，影響到了每種文化中對於理想性格類型的評判。在西方，我們欣賞外向理想型，而在亞洲（至少在數十年前的“西學東漸”之前），則信奉沉默是金。正是這種對立的觀念影響了我們的反應——比如，麵對室友堆在水池中的盤子時，麵對大學課堂上不願發言的情境時。
此外，他們還說這種外向理想型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正如我們當初所想的一樣。因此如果在你的內心深處，認定了這些大膽而善於社交的人注定要主宰那些保守派和敏感派，而外向理想型對於人類來說就是與生俱來的標準，那羅伯特·麥克雷的性格地圖就會為你揭露一個不同的真相：無論是哪種方式——安靜或是健談，仔細還是大膽，克己抑或奔放——都是我們的文明所賦予的特征。
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很多對於這個真相保持懷疑的人，大部分都是來自庫珀蒂諾的亞裔美國孩子。他們進入青春期後，開始脫離故鄉的局限性，並發現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大聲講話和積極發言才是討喜和財富的通行證。他們生活在一個雙重的意識世界中——一半是亞洲，一半美國——兩種意識形態相互質疑，一半海水一半火焰。邁克告訴我，比起社交他更願意學習，這就是這種矛盾中一個極佳的例子。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還是一個高中生，依然蝸居在庫珀蒂諾。那時邁克告訴我“因為我們在教育上強調得太多太多”，一如亞洲的傳統，“社交在我們的生活中，所占的比例並不大”。
後來我再次偶遇邁克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年的秋天了，他也成了斯坦福大學的新生，那裏離庫珀蒂諾隻有20分鍾的車程，而從居住的人口來說卻仿佛是另外一個世界了，邁克看起來還很不習慣。我們在一家露天咖啡廳見麵，坐在我們旁邊的是幾名運動員，時不時會發出爽朗的笑聲。邁克對他們點點頭，這幾個人都是白人。邁克說：“似乎白人並不在意別人是不是會覺得他們講話聲音太大，或者話題很愚蠢。”他對餐廳裏那些膚淺的交談頗感無趣，對那些新生研討會上滿是“胡言亂語”的課堂參與活動也深感沮喪。他的空閑時間幾乎都跟其他的亞裔學生人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有著“相同的外向程度”。那些非亞裔學生常常會讓他覺得必須假裝很激動或者很興奮，即使那根本就不是最真的自己。
“我們宿舍現在住著4個亞裔學生，這個比例是12.5%，”他告訴我，“所以我覺得跟他們相處起來要舒服多了。其中有個男孩名叫布賴恩，他就是個很安靜的人。可以說，他帶著那種有點內向的亞洲人特質，因此我才覺得跟他相處很融洽。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才是真實的我。我不用為了看起來酷一點而去做些我不喜歡的事情，去融入一群非亞洲人或者喧鬧的集體中，那根本就是在演戲。”
邁克顯然對西方的這種溝通方式不屑一顧，但是他必須承認，有時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咋咋呼呼，可以不用那麼克製自己。當他談到白人同學時，他說道：“他們活在自己的性格之下也是很快活的。亞洲人對自己的世界並不會覺得不舒服，我們隻是對表達自我這件事頗感不適。在一個集體之中，我們總是會覺得表現得外向了就會很有壓力。當這種壓力出現的時候，它就會明明白白地寫在我們臉上。”
邁克還提到了他參加的一次迎新活動，那是一次在舊金山舉辦的尋寶遊戲，旨在鼓勵學生們走出自己的舒適區。邁克是那個瘋狂小組中唯一的亞裔學生，小組中的成員在這次活動中有的在身上畫了彩繪，赤裸身體走過舊金山的一條大道，有的幹脆身著異性服裝走進當地的一家商店裏。有一個女生走進了“維多利亞的秘密”的展示台上，竟然脫掉了她的內衣。當邁克給我講這些細節的時候，我以為他要跟我抱怨即便他們組獲勝了，這種方式也不合適。但是他卻沒有批評其他人，而是自責了起來。
“在他們做這些瘋狂的事情時，有那麼一瞬間我覺得非常難受。這恰恰反映了我的劣勢。有時，我甚至覺得他們比我強。”
邁克從他的教授那裏得到了類似的信息。這場迎新活動結束後幾周，他的新生輔導員——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教授——邀請了一組學生到她家裏。邁克非常希望自己能給她留下一個好印象，但是他完全無話可說。其他的學生似乎都毫不拘謹地互相調侃，問一些有水平的問題。“邁克，你今天太囂張了，你直接把我無視了。”他離開的時候，教授對他開玩笑說。離開之後，邁克覺得自己糟透了，他沮喪地總結說：“在他們看來，那些不愛說話的人不是能力不濟，就是心不在焉。”
毫無疑問，這些感覺是邁克從未有過的。他在高中的時候一直都是光彩熠熠的。庫珀蒂諾幾乎就是個儒家傳統之地，那裏的人安靜、樂學、互相尊重，但那裏同樣也以外向理想型為目標。周中的一天下午，在當地的購物中心，那些自信的、留著參差不齊發型的亞裔美國年輕人用眼神示意外出邀請，穿著吊帶背心的姑娘們也心領神會。周六早晨的圖書館裏，有些年輕人在角落裏專心致誌地學習，其餘的則聚在一起熱鬧地談天說地。我在庫珀蒂諾采訪過很多亞裔孩子，他們當中很少會有人真心願意用內向者沉默的語言來表達自己，即使他們可以在這方麵做得很好。雖然他們始終堅定不移地接受來自父母的價值觀，但他們似乎已經將自己的世界分成了“傳統亞洲人”和“亞裔的大明星”。那些傳統的力量讓他們頷首，讓他們發奮圖強。而那些大明星則既會學有所成，又能在學校裏跟同學們開玩笑，挑戰老師的權威，讓自己成為焦點。
邁克告訴我，很多學生刻意地想要變得比自己的父輩更外向一些。“他們覺得自己的父母都太內向了，於是他們試圖用帶有誇耀性的外向傾向來彌補這種性格傳統。”有一部分父母也開始去調整自己的價值觀了。“亞裔孩子的父母發現太沉默並不是件好事，於是他們鼓勵自己的孩子去參加各類演講和辯論活動。”邁克解釋說，“我們的演講和辯論組織是加利福尼亞第二大的，為的就是讓孩子們多多鍛煉自己能有底氣地演講。”
我第一次在庫珀蒂諾遇到邁克的時候，他的價值觀和自我認知保留著最初的模樣。他知道他不是那些所謂的亞裔大明星——他認為如果10分是滿分，那麼他的受歡迎程度在4分的水平上——但是，他卻對自己這種生活在本性中的日子頗感安逸。“我更喜歡跟那些真實的人一起玩，”那時他是這麼告訴我的，“這可能會讓我變得更加沉默。事實上，當我想表現得很聰明的時候，我就會覺得不開心。”
事實上，邁克能在庫珀蒂諾這個蠶繭中生活這麼多年，已經是十分幸運了。很多亞裔美國孩子是在那些更為典型的美式社區中長大的，他們在更小的時候就麵臨了很多類似邁克進入斯坦福大學之後才遇到的問題。一項研究對比了5年間歐裔美國人和留美的第二代華人青少年之間的不同，結果發現，那些中國人在青春期裏明顯要比同齡的美國人內向，而且自尊心也更強。這些內向的美籍華人青少年在12歲時還會自我感覺良好——大概是因為此時他們還在繼續依照父母的傳統價值係統來衡量自我，而一旦他們長到17歲左右，開始接觸到美國的外向理想型這一價值觀念，他們的自我評價就開始急轉直下。
對於亞裔美國孩子來說，不能適應這一社會的代價便是社交焦慮。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也可以彌補這一點。記者尼古拉斯·勒曼曾經就他的《大測試》（The Big Test）一書中所涉及的精英主題采訪了一組亞裔美國人。他寫道：“結果呈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那些亞裔精英的時代從畢業那天開始就宣告結束了，亞裔開始落後了，這是因為他們缺乏那種可以領先的文化風格：他們太過被動，也不夠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