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族文藝與西洋文藝的關係，以及如何創造新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由於舊文藝或傳統文藝也就是民族文藝，而新文藝則主要是外來的西洋文藝，因此，從舊文藝與新文藝關係問題的討論又引發出民族文藝與西洋文藝關係的討論。在抗戰初期的1939年，艾思奇就發表了《舊形式運用的基本原則》一文，詳細地論述了這一問題，他呼籲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民族的新文藝，也即是要以我們民族的特色（生活內容方麵和表現形式方麵包括在一起）而能在世界上站一地位的新文藝。沒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的東西，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腳的。中國的作家如果要對世界的文藝拿出成績來，他所拿出來的如果不是中國自己的東西，那還有什麼呢？”
總之，這個時期的文藝創作在創造新形式，探索新方法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改過去文藝作品中那種“歐化”的傾向，繼承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表現了東方新文化的特色。
三、尊重、關懷、引導、支持文藝人才
中國共產黨為了擴大自身的隊伍和更有效地組織抗日，將知識分子工作作為一項緊迫任務，多次通知北方局、南方局等各地組織和八路軍辦事處，要求他們要像與敵人爭國土那樣爭取知識分子。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多次闡明知識分子政策，並對知識分子的使用、生活待遇等作了具體規定，增強延安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同時，黨加強了對外宣傳工作，歡迎中外人士參觀訪問，擴大了共產黨與延安在民眾中的影響。在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的一個決定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文章中，他也強調了：“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隻要是願意抗日的比較忠實的比較能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們在戰爭中再工作中去磨練，使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並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吸收入黨。對於不能入黨或不願意入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也應該同他們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帶領他們一道工作。”以致到1937-1938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一股曆史潮流。至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識分子人數已達數萬，包括教育界、文藝界、新聞出版界等各個知識階層。
眾多的知識分子到達延安後，為了促使其階級屬性的轉變，中國共產黨作了很大的努力。自1937年開始，中共中央先後組建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馬列學院等17所學校，組織成千上萬的延安知識分子和青年進校學習。中央領導也經常到各校講課，作時事報告。經過係統的學習和思考，眾多的知識分子逐漸轉變階級屬性，成為共產黨追隨者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奮鬥者。其中，有許多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如陝北公學從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間，共培養學員6000餘人，其中約有3000人被發展入黨。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來青年知識分子609人，畢業時有427人加入了黨組織，成為共產主義戰士。
中央特別關心文藝工作的開展。除了講話之外，毛澤東還有許多關於抗戰文藝的指示、題詞和題名，甚至幫助解決紙張問題，有力地指導和支持著抗戰文藝的發展。劉白羽到達延安後，曾給毛澤東寫信要求上前線，搜集材料和寫作，毛澤東約見了他和金肇野、汪洋、林山等，並同意他們組成一個團體到前方工作。毛澤東還當場給他們這個團體命名為抗戰文藝工作團，並給八路軍各級負責同誌寫了一封介紹信，希望他們大力支持並提供一切方便。抗戰文藝工作團正式出發時，毛澤東又給各政治部發出專電，請他們予以幫助。
1938年5月23日成立的民眾劇團，也是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組建的。之後，他又向該團捐資400元，幫助買了毛驢、汽燈等，供演出使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說：他們下鄉演出很受歡迎，老鄉送給劇團許多花生、雞蛋，他們一路走一路吃。誰要找民眾劇團，順著地上的花生皮、雞蛋皮走準能找到。毛澤東和大家一起鼓掌，笑著說：那你們要好好為群眾演出，不然就沒有雞蛋吃了。知道這是毛澤東對他的鼓勵，柯仲平連聲說：一定，一定！
四、服務於抗戰背景的現實需要
大敵當前，民族危亡成為壓倒一切的時代主題。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國共產黨所製定的文化政策便緊緊圍繞團結起來共同抗日這一目的。而製定適合軍隊特點的部隊文藝政策，是為了更好地開展部隊文藝運動，提高戰鬥情緒，活躍部隊生活，鼓舞官兵鬥誌，充分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