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從墓地、族譜到祠堂：明清山東棲霞宗族凝聚紐帶的變遷》
曆史哲學
作者：張鵬林
宗族，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單元，尤其是在宋明以後，具有相當全麵的社會功能，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結構的基礎。①而且，宗族製度與宗族組織與中國古代社會的封建正統文化儒家文化具有高度的、內在的精神與邏輯的合一性。因而，宗族及其與宗族相關的問題便成為學術界研究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對於宗族的研究，就目前研究情況來看，確實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的成果。從時間上說，宗族的發展經曆了一個長期的曆史過程，達到鼎盛時期是在明代中葉宗族庶民化以後；從地域上來說，宗族發展很不平衡，就總體情況來看在江南、華南地區比較發達，而在秦嶺黃河以北則要薄弱一些。
馮爾康先生認為：“所謂宗族，是由有男係血緣關係的各個家庭，在宗法觀念的規範下組成的社會群體”。②也就是說，宗族至少要有四個因素才能稱得上是宗族，即一要有男性血緣係統人員關係，二要以家庭為單位，三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聚居地，四要有一定的組織、製度進行管理。宗族作為社會的一種組織形式，是從氏族社會演變而來的，大約到商代就成熟了，到周代其組織製度更加完善了，形成了宗法式宗族製度。宋以後特別是在明清時代，由於儒學的發展特別是理學的進一步深化，形成了族權式宗族製度。所謂宗族製度，就是指以血緣關係為基礎，以父係家長製為核心，以大宗小宗為準則，按尊卑長幼關係製定的封建倫理體製。宗族製度的特征是，在宗法之下聚集族人，擁有族田、祠堂等共有財產，並編輯族譜。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盡管宗族製度曾經變遷，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其內涵和表現形式有所差異，但維係其宗族凝聚的基本要素是同的，比較穩定的。
如同前文所述，從地域上來看，我國宗族發展很不平衡，就總體情況來看在江南、華南地區比較發達，而在秦嶺黃河以北則要薄弱一些。因而，現今大部分學者將研究目光投向華南地區，鮮有關注北方宗族發展狀況的。而王日根、張先剛兩位先生合著的《從墓地、族譜到祠堂：明清山東棲霞宗族凝聚紐帶的變遷》以卻獨有新意的將研究範圍擴展到華北地區，為今後華北宗族形態的研究開來先河，同時也為今後比較華北與華南宗族發展模式的不同進行了有益探索。
作者按照不同曆史時期不同宗族凝聚手段將文章分成分成了三大部分進行展開，即明中葉前後：宗族以墓地為凝聚紐帶；清初：宗族以族譜為凝聚紐帶；清中期以來：宗族以祠堂為凝聚紐帶。然後又將每部分分為若幹小節詳細展開。
第一部分作者闡述了明中葉前後，棲霞地區以墓地為宗族凝聚紐帶，分別從墓碑上的譜係、墓地的空間布局、以墓地為中心的祭祀活動等方麵來具體闡釋墓地是如何作為宗族凝聚手段的。其中說到銘刻在墓碑上的譜係起著劃分昭穆關係、統合族人的重要作用，其墓地空間布局相當重視宗族世係的排列，即以某個祖先為中心墓地，其子孫墳塋按照一定排列順序和墓碑上的譜係相對應。進而又以墓地為中心展開一係列的祭祀活動，圍繞著祭祀活動，在明中葉以前已經形成了墓地的祭祀組織—房社，構建了墓地祭祀的場所———饗堂，形成了完善的墓祭製度。通過以上幾個方麵的考察，可見以墓地整合宗族，以墓祭製度而形成的規範發揮著團結總組成員、加強族眾對宗族的認同的積極作用。
第二部分作者闡述了清初棲霞地區以族譜為宗族凝聚紐帶，分別從修譜的產生、清初族譜的普及、族譜與收族、修譜與始祖追認以及族譜對姻親的記錄等方麵來闡釋的。族譜是實現敬宗收族的重要方式，對於明末清初的棲霞來說，雖然有部分士人編修了族譜，但多數士人和普通百姓對族譜還不是完全認同，以族譜作為整合宗族的方式還未能普遍發展起來。直到清代大力普及族譜，才使族譜為大眾所接受。族譜特別致力於聚合族眾。
第三部分是講清中期以來，宗族以祠堂作為凝聚紐帶，分別從祠堂的萌生、祠堂興修和祠祭的維持、祠堂與祭田的構建者以及祠堂與收族等方麵來進行闡釋的。自明朝解除官民祭祖代數的限製後，民間就開始建祠堂追祀遠年祖先，所謂“自始祖以下皆立祠而祀之”。華北等地這種按血緣及地緣關係居住在一起的宗族，一般都立有祠堂。“聚族而居，族必有祠”，“族皆有祠，此古風也，即禮教也”。在棲霞地區，乾隆時期開始出現祠堂，其後以祠堂為中心開展祭祀等一係列活動成為統合宗族的重要方式。清中葉以來，棲霞地區的祠堂呈普遍化趨勢，祭田數量也逐漸增加。以祠堂為中心實現收族，依賴於其中供奉的始祖以及曆代祖先神主，“近世祠堂皆設神主。這一變化首先是從民間墓祭以及族譜中對始祖的追溯開始的。由於祠堂供奉著曆代祖先神主，旨在“妥佑先靈”，因此宗族往往以祠堂為中心開展各種以祭祀為主題的集體活動，期望達到收攏族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