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感”說的理論濫觴
據現有資料記載，最早在文藝理論中談到“物感”的是《樂記》。《樂記》中說：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於人心之感於物也。[4]271
《樂記》中的這段話以動態的模式：物動—心動—聲應—變音—成樂，談論音樂的產生。這段話在《樂記》這部音樂理論文獻中第一次談到“物感”，雖未明確提出文學審美意義上的“物感”，但其在理論上的發軔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這裏已經明確提出“音”之起在於“人心之感於物”，其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其作為儒家樂論的先天弱點。
先秦秦漢時期，儒家出於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把個人正常的自然之情視為洪水猛獸：“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4]274他們認為個人感情是天理的對應物，所以對“情”進行了嚴格的倫理規範：“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43]282這裏，儒家提出用禮樂來節製“人情”，“情”有“天”“人”之別。可見，這裏的“情”更多的是“天”情，是儒家倫理道德意義上的“情”，而非人的自然之情。
結合儒家在先秦至秦漢時期時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我們就會發現，《樂記》的“物感”是有其特定限製意義的。“物”雖不排除自然風物，但更多的卻是以儒家的“人事”，即與社會倫理有密切關係的社會人事；是“智者樂山，仁者樂水”（《論語·雍也》）之下的“物”，即君子“比德”的對象。“情”也主要是指儒家的倫理情感。所以，在這一時期，無論是“物”還是“情”，都沒有取得獨立的地位，不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而這也為“物感”說的進一步發展留下了空間。
（三）“物感說”的發展
宗白華在其《美學散步》中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的一個時代”[5]208。隨著人的覺醒，自然山水之美的發現，“物感”說也得到了發展，其代表為陸機的《文賦》和劉勰的《文心雕龍》。
陸機《文賦》論述構思時說道：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誌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誌眇眇而臨雲。[6]170
《文賦》明確指出了“物”的內涵為自然景觀，即四時景物。“物”在這裏已經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放和獨立，不再是僅僅具有人事、倫理意義上的“物”。但從整體上看，這裏的“情”仍限於自然物所感發的“悲喜”之情，其論述仍語焉不詳。但《文賦》已初步提出了文學審美意義上的“物感說”。
《文心雕龍》有許多篇談到“物感”，並有意於將“物感”由“感興”發揮到“感會”。如《詮賦》篇的“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辭必巧麗”[7]92，已經由“感興”發揮到了“感會”。這些言論的基本宗旨，就是完整意義上的“感物”說。當然，這之中還是《物色》篇談得最多：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7]519
這段話的主題是論述“心”與“物”的關係，即“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而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從“微蟲猶或入感”說起的。微蟲應節律而動，說明天地萬物深微而普遍的、息息相通的內在的生命關聯。進而談到作為最有生命靈性的人，人具有最敏銳、最豐富的感應力，無時無處不與萬物相通，一葉一蟲皆足感發情誌。
《物色》篇的“讚曰”，是對上麵這段話的精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