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出傳奇的大片，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的美國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和清算，反而通過轉嫁危機擺脫了困境，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國不甘心退居次要位置，正加快與歐盟、日本實行經濟結盟，將再次把世界經濟秩序攪亂。美國實施“一體兩翼”戰略，先於2011年11月加人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成員國迅速增加到12個，日本今年3月高調加入談判；美國今年6月宣布與歐盟正式啟動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夥伴協定），設定18個月結束自貿區談判，而過去類似談判至少需要幾年時間。如果美國戰略意圖如期實現，將拆散東亞現有合作框架，最終將建成亞太自由貿易區（涵蓋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即APEC所有成員國）和美歐自由貿易區，這意味著美國在全球的經濟結盟取得重大成果，全球貿易版圖乃至經濟版圖將由此重寫，而美國將進入新一輪“收割期”。
從世界經濟舞台的表演者看，美國、日本和歐盟似乎“心有靈犀一點通”，越來越步調一致地采取相同的戰略和經濟政策。美國采取寬鬆的貨幣政策，日本、歐盟亦加快向貨幣注水，貨幣戰已經打響；美國另起爐灶，加快建立高標準自貿區與WTO分庭抗禮，日本、歐盟亦步亦趨熱烈響應，貿易摩擦此起彼伏；美國頁岩氣革命引發能源革命，日本可燃冰將成為能源開發新亮點，歐盟率先發起碳交易，引發世界性碳革命；美國“重返亞太”，將經濟競爭的中心轉向亞太市場，日本、歐盟也都將競爭的目光緊盯亞太市場；在重建國際金融秩序、貿易秩序和市場秩序的進程中，美日歐三大經濟體也趨向一致，以扭轉其在國際競爭中的頹勢，遏製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三、高度關注世界經濟變化的新特點，應從戰略的高度和全球的寬度考慮我們的經濟戰略、策略和政策選擇，采取更為主動的戰略舉措
在過去的兩個多月裏，美日歐經濟政策發酵，新興市場遭遇的困難有目共睹，資金外流、股市暴跌、貨幣貶值、經濟下行，世界經濟發展的曆史表明，每一波危機都會為下一波危機埋下伏筆。我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當前既有外患又有內憂，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前所“少有”，需要在世界經濟新變局中穩住陣腳，積極防禦，擇機突破，為最終實現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目標采取主動對策。
1.爭取在國際競爭中更大的權利
國內宏觀經濟政策選擇，應從以國內為主製定戰略和政策轉向以爭取我們在國際競爭中更大權益為重。例如貨幣政策，美日歐都在注水“發飆”，杠杆率比我們高得多，而在經濟增速放緩時再去擠泡沫、“去杠杆”，很可能對我們不利。
2013年穩增長任務仍然艱巨，在全球性寬鬆貨幣時代到來的時候，我們不必為全球貨幣體係過度約束自己，為他們“買單”而付出太大代價，甚至局部發生“錢荒”。當前可考慮在保持穩健貨幣政策前提下，適當采取結構性寬鬆和定向寬鬆的微調措施，包括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降低貸款的基準利率，降低存貸款差率；對中小企業、有潛在市場需求的企業和對中國長遠發展起支撐作用的重大項目適當放寬貸款等。
2013年放鬆貨幣政策的力度，總體上應該大於2012年。“布雷頓森林”體係瓦解後，各國貨幣發放規模和幣值確定不再受其他國家約束，貨幣從過去代表一定實物量、與黃金或美元掛鉤的實物貨幣變成了信用貨幣，國家經濟實力和政府信用是貨幣發放的基礎性力量。因此，我國貨幣政策完全不必拘泥於傳統理論和傳統方式，國際社會都寬鬆唯我緊縮就會吃很大的虧。實行結構性寬鬆政策有利於我國企業獲得更多的流動資本，尤其有利於緩解中小企業貸款困難，提高適應企業國際市場變化的能力。
2.準備鬥爭，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做大膽維護自身權益性格鮮明的新型大國
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意味著應堅持競爭性共存，包容性共存，合作性共存，以不傷害對方重大權益和核心利益。當然，不能指望美日歐發慈悲心，不再遏製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加速發展，不再對我們實施圍追堵截，不再繼續那些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的戰略和策略。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要表明自己的存在和立場，敢於維護自身的權益，正如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思想，打是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贏不能和。比如，近期美國發動的對中國所謂“網絡空間安全”戰，實際上是一場“賊喊捉賊”的遊戲，斯諾登事件印證了這一點，香港市民和內地網絡調查半數以上參加投票者支持斯諾登，我們應利用此事件，占據這場紛爭的道義製高點。再比如，美日歐利用所謂“錢荒”事件和經濟減速唱衰中國，蘭德公司一位高級研究人員甚至發布《2020年中國將成為最窮的國家》，流言甚廣蠱惑甚眾。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在報紙上公開表示，去杠杆化是中國未來6個月-12個月內重要任務，正好碰上美國 QE的退場，這些都是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