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備的用人觀
劉備死後，諸葛亮執政時，他十分注意物色後起之秀，加以培養和大力提拔。他選拔人才不僅重視才幹，極重視德行。他在《前出師表》裏推薦費禕、董允時，特別強調他們為人“良實，誌慮忠純”，並告誡後主要“親賢臣，遠小人。”
所謂“賢”，指的是德行高尚，有匡世濟困之才的人。諸葛亮認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諸葛亮把“擇賢”作為其用人的首要標準，德才兼備作為其選拔人才的準則。經他培養和提拔的後繼者蔣琬、費禕、董允和薑維都是德才兼備之士，為時人所推崇，當時蜀人把他們四人並列，稱為“四相”，讚為“四英”。他們其實都是蜀國後期實際執政者，了解他們的為人及其對蜀國的貢獻，就能理解諸葛亮“德才兼備”用人特點的好與壞。
諸葛亮用蔣琬作為自己的繼承人，而不用時人認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個很典型的例子。
魏延是蜀漢一員猛將，其武藝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將”之下，劉備在世時對他很看重。
劉備奪取漢中後，需大將鎮守，眾論以為必用張飛，張飛認為非己莫屬。不料劉備卻破格選用魏延，把他從牙門將軍提升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當時一軍盡驚。可劉備卻不為所動。
劉備死後，諸葛亮執政時倚魏延為軍中一柱，由於他屢立戰功，提升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進封鄭侯。當時的人都認為他是諸葛亮的當然後繼者。
可諸葛亮早就選定蔣琬為自己的後繼者了。他在給後主密信中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
因為諸葛亮選拔後繼者是根據其德才而定的。魏延雖有才幹又勇猛過人，但在諸葛亮看來卻是個性格孤傲，不能團結人的人。他與楊儀是軍中的左右手，卻鬧得水火不相容，甚至與楊儀爭論時差點殺了楊儀。
不能團結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國治理好的。諸葛亮隻用魏延的才能而沒有托之以重任，這也算是諸葛亮的用人風格使然吧！
諸葛亮把後事付給蔣琬。
蔣琬隨劉備入蜀後，任廣都長。劉備因事到廣都，誤以為他不理事。當時恰逢蔣琬喝得酩酊大醉，心裏很惱火，準備加罪把他殺掉。
諸葛亮對劉備說：“蔣琬，社稷之器，非百裏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劉備信諸葛亮，不加他死罪，僅把他撤職了事。後來，由於諸葛亮的推薦和提拔，由尚書郎至參軍，後又升為長吏兼撫軍將軍。
諸葛亮率軍出征，每次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給，對支持諸葛亮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諸葛亮很讚賞他，認為是可以與自己共王業的人。
諸葛亮病逝，後主遵其所囑，任蔣琬為尚書令，主持國政。當時，蜀國新喪元帥，遠近危悚，可是蔣琬既無戚容，又無喜色，日理萬機，鎮靜如常，因此，深得眾望。
蔣琬為人度量寬宏，肯納忠言，秉公辦事，不計恩怨。
楊敏曾對人毀謗蔣琬，說他：“做事好像有氣，誠實不及諸葛亮。”有人將這話告訴蔣琬，主張整治楊敏，蔣琬不同意說：“我實在不如，沒有什麼可推的。”後來楊敏因事下獄，人們都擔心他會被處死，可是蔣琬秉公處理，楊敏得免重罪。
由於蔣琬為人忠心耿耿，大公無私，度量寬宏，深得眾望。在他執政期間，做到人和國安，沒有辜負諸葛亮的重任。
同樣，保衛蜀國達二十九年之久的費禕、董允和薑維也對蜀國做出過重大的貢獻。
蔣琬、費禕相繼逝世後，由薑維負起保衛蜀國的重任，他繼承諸葛亮的遺誌，堅持北伐，不負眾望。可由於後主昏庸，對薑維派重兵守衛陰平等地的建議置之不理，使鄧艾得以偷渡陰平，直搗成都，蜀漢終於滅亡。
蜀國之亡不能咎於薑維，除了形勢所趨外，後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馬懿說：“假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何況薑維？”諸葛亮逝世後，蜀國軍國大政先後由蔣琬、費禕、薑維主管達二十九年，比之劉備、諸葛亮兩人治蜀時間還長。在蜀魏對峙中，蜀弱魏強，對手又都是傑出的人才，客觀上不存在蜀勝的趨勢。諸葛亮曾竭盡全力，勞而無功，單靠薑維等的主觀努力，顯然是不可能扭轉這種局麵的。
儒法並用的禦人術
諸葛亮是荊州名士，是主張儒法兼用的人，因此其禦人術既有儒家的學究氣，也有法家的嚴厲作風。其禦人術既不像劉備那樣深奇莫測，也沒有曹操那樣詭計多端，而是明來明去，雖有時略施小計，卻不失丞相風度。
諸葛亮重用之人，以德為首，德才兼備，這與他個人風格有關。諸葛亮本人就是個德隆才高的大賢人，未出茅廬已預見天下三分，為劉備製訂正確的戰略決策；為圖中原，統一中國，他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具有如此崇高風格，是由於公而忘私，不謀私利；他病危時自表後主說：“臣家有桑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隨身所需，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
在諸葛亮的影響下，其僚屬大都清廉自持。如費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從不車騎。薑維是宅舍敝薄，資財無飾，側室無妾滕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
諸葛亮用人能從大處著眼，能從小處著手，既有正確的戰略決策，又有出人預料的“神機妙算”，他的才智使關、張、馬、趙、黃五虎大將如虎添翼，大顯神威。
益州安定之後，劉備使軍師諸葛亮擬治國條例，諸葛亮擬的刑法很重。法正對此有不同意見，他對諸葛亮說：“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寬厚的恩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諸葛亮說：“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國的法律暴虐，萬民都怨恨，所以，高祖以寬仁得民心而得天下。今劉璋暗弱，德政不舉，法律鬆弛荒廢；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以位，位極則殘；順以恩，恩竭則慢。因此弊端由此而生。我們今天用威法治天下，法行則知恩；限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齊用，上下有節。為治道。”
法正拜服。法正所以拜服，是因諸葛亮說得有理。用法是寬是嚴，隻可因時因事而異，絕不能拘於一格。
暴政之後，要施寬仁，使民休養生息；繼“德政不舉”的亂國，必須嚴明法製，使人畏法而不敢胡為，才能由亂入治，諸葛亮治蜀雖主張嚴明法製，但在具體問題處理上則有猛有寬，或以猛濟寬，或以寬濟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凡違法的，不管是誰，諸葛亮一般都嚴加處理，如對親如手足的馬謖、高官如李嚴，根據其犯罪的情節，分別予以處分或罷官，因此後人對諸葛亮治蜀的評價是很高的。
諸葛亮以法治蜀，並不是說明人治已不存在。在整個封建社會裏，一般來說法治是表、人治是裏，決定性的是人治。
封建帝王，就是國家，就是法律，一切決定於帝王的意誌。即便是他製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聖旨便可推翻。如果誰要是觸犯龍顏，按法罪不該死，君要他死，他也不得不死。君主的權力超過了一切，確是可以為所欲為。即便是仁君如劉備也不例外，他冤殺彭羕就是證例。
彭羕原事劉璋，因被人毀謗，被罰為奴隸。劉備入益州，他建議的攻取益州策略，很得龐統讚賞，劉備認為他是奇才，提拔為治中從事；後因事疏忽，調為江陽太守。
彭羕的言語，不能說是要謀反，隻是批評劉備這個老兵昏亂，不會用人罷了。
彭羕給諸葛亮的信書，哀哀陳情，表白心跡，未知諸葛亮讀後有何感想，不過，即使他同情彭羕也無濟於事。因為彭羕觸犯了龍顏，劉備一怒下，以叛逆罪把他處死了！
彭羕之死，原因是人治，如按法治，何至於死？
仁君賢相治國，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見。在人治的封建時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致死！
處理問題不拘一格
諸葛亮因蠻王屢侵邊界，為安定後方以利北伐，決意南征。在與馬謖談論征蠻之策時，馬謖說：“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久不服化；雖今日定，明日又反叛，這事很棘手，丞相大軍一到，必定就平服，但班師之日，必要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
諸葛亮感歎地說：“幼常深知我肺腑呀！”二人不謀而合。
諸葛亮決定南征的戰略是：心戰為上。本來南人叛亂，派一大將征討便可平定，但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難，這就需要諸葛亮親征。因此他不怕艱苦，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
對孟獲七擒七縱，最後這個倔強、頑固的蠻王終於心服口服，垂淚對諸葛亮說：“丞相天威，南人再也不反了！”諸葛亮於是歸還戰鬥中所奪的地和物資，令孟獲永為洞主。
從此，孟獲和其宗黨以及南人無限感激，一直到諸葛亮死去，果然沒有再反。
諸葛亮攻心以撫蠻，這確是安蠻上策。在我國曆史上，或因高壓政策，或因掠奪過甚，或因有人挑撥，各族間經常發生摩擦，當矛盾激化時往往訴諸戰爭。而封建統治者，隻靠武力進行鎮壓，為使叛亂的少數民族屈服，在戰爭取勝後隻能分兵駐守，設官統治，駐兵則要征收糧餉，收糧餉必加重人民負擔；設官則要用法，用法而刑獄滋擾，人民必怨，這就潛伏著新的矛盾，終會有激化的一天。因此民族間戰爭永無停息之期。
諸葛亮南征得勝後，不駐兵，不設一官，不占寸地，仍由南人自治。不僅孟獲心服，南人亦感恩戴德，正因心服，南人也不再造反。蜀國不再動一兵一卒而邊境安寧，民族和睦無間。
前後兩種民族政策相比，足見諸葛亮攻之效，禦術之高。
以信為本，上下心服
人無信不立。己能守信，人才信你；如無信義，人必不信於你。不僅人與人之間要如此，一國之主，一軍之主，更要如此。
君主不守信，國人將無法聽從；統帥不守信，三軍難於指揮。諸葛亮能以信為本，令出必行，因此可指揮如意，人人效力。鹵城之戰，正因此使諸葛亮轉危為安，並獲大勝。
建興九年春二月，諸葛亮複出師伐魏。魏將司馬懿屢敗後堅守不戰，諸葛亮駐軍鹵城無可奈何，一日，楊儀入帳告說：“以前丞相下令大兵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隻待會兵交換；現在有八萬軍，其中有四萬該換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