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一論點很有幫助的是一個與一般見解對立的反論。我認為，揭露、頓悟和深度治療——這種治療實際上包括除催眠治療和行為治療之外的所有治療——從某種意義來說是要揭露、恢複和加強我們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傾向和本能殘餘、我們那些動物性的自身、我們的主觀生物學。這一終極目的在所謂的個人成長實習班裏表露得最明顯。所有這些——治療和實習班——都需要人們付出積極的、痛苦的、長時間的努力，這種努力需要人一生的鬥爭、耐心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即使這樣，最終還有可能遭到失敗。但是，到底有多少隻貓、狗或鳥需要幫助才能知道怎樣去做一隻貓、一條狗或一隻鳥呢？它們由於衝動而發出的聲音十分響亮、清晰和明確，而我們的聲音卻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因此我們需要幫助才能聽到那些聲音。
所以，在自我實現者身上可清楚看到動物的自然性。而在神經病人或“一般病人”那裏則表現得非常模糊。我甚至可以說，疾病經常意味著一個人的動物本性的喪失。這樣，就出現了下麵這一似乎矛盾的情況：在那些精神層次最高的、最有智慧的聖人身上，在那些最有理性的人身上，我們可以見到最明顯的自然性或動物性。
另一個更嚴重的錯誤也是由注意動物的本能而引起的。某些令人費解的原因也許隻有清醒的曆史學家才能夠解釋，不過，西方文明普遍認為，我們身上的動物性是一種惡的動物性，我們大多數的原始衝動是邪惡的、貪婪的、自私的、敵意的。神學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義者把它叫做本我；哲學家、經濟學家以及教育家，也用各式各樣的名稱來稱呼它。達爾文由於偏愛這種觀點，以致他隻看到了動物界的競爭，完全忽視了同樣普遍存在的協作，沒有注意到克魯泡特金曾輕而易舉地觀察到了這一點。
有時也可以這樣表達這種世界觀，把我們的動物性看成與狼、老虎、豬、禿鷲或蛇的本性一樣，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溫順些的動物，如鹿、象、狗或猩猩來比較。這種表達方式是將我們的內在本性解釋為惡的動物性，但應指出，如果必須從動物類推到人的話，我們最好選擇那些與我們最接近的動物，例如類人猿。總的說來，既然這些動物是令人愉快的、可愛的，同我們分享許多善良的特性，那麼比較心理學也不會支持惡動物性這種說法。
當論及遺傳特性不會變化、不可更改的假論時，我們還要注意另一種可能：縱然一種特性最初就被基因遺傳所決定，但它仍然可能改變。如果我們在發現過程中運氣不錯，這種特性也許很容易改變和控製。如果我們假定癌有一個穩定的遺傳基因，也沒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尋求一種方法來控製它。假如僅根據演繹的理由，我們也得承認有可能證實智商既具有顯著的遺傳因素，同時又可以由教育或心理治療加以改進。
我們與本能者的區別是，我們相信本能有更大的變異性。認識和理解的需要似乎隻對聰明的個體而言才有明顯的力量。對於低能者來說，它們似乎並不存在，至少發展不完全。利維已經證明，母性衝動在婦女中的差異是極大的，以致從某些婦女那裏很難看到這種衝動。
音樂、數學、藝術等方麵的特殊天才，很可能具有基因的決定因素，而大多數人卻沒有這種基因的決定因素。
動物的本能永遠存在，而動物本能的衝動則會永久性喪失。比方說，在變態人格身上，愛和被愛的需要已經喪失了，而且如我們目前所知，這是一種永久性的喪失，也就是說，這種變態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療術醫治不好的。我們還有更早的關於奧地利村莊失業（以及蘇格蘭失業研究）的例子，這些例子表明，長久的失業會嚴重地損傷心理，以致摧殘一些需要。對有些人來講，這些需要甚至在環境已經變好時仍不能恢複。從納粹集中營裏也獲得了類似的材料。或許巴特森和米德關於巴厘人的觀察是最具說服力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們西方意義上那種喜愛的人，他們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島拍攝的電影表明，嬰兒和兒童有對缺乏愛的抱怨和不滿，我們由此隻能推斷出：這種愛的衝動的喪失是一種後天的喪失。
在種係的階梯上，我們已發現本能和對新事物靈活適應和認知適應的能力往往是互相排斥的。我們對其中一個發現得越多，對另一個可能期待得就越少。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嚴重的甚至是悲劇性的錯誤（考慮到曆史後果）。這種錯誤把人類的本能性衝動與理解力截然分開。對於人類來說，本能性衝動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們的結果或者隱含的目標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排斥性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們得到一個論點：認識或理解的衝動也許與歸屬感和友愛的需要一樣，是意動的。
被錯誤認知的本能和理性在一般的本能理性兩分法中是相互對抗的。如按照現代知識來正確地劃分，它們就不會被看成是相互對立或對抗的。健康的理性與健康的似本能的衝動的重新定義，在健康人那裏並不互相排斥，而是指向同一個方向；不過對不健康的人而言，它們可能是互相對立的。當前已獲得的所有科學資料指出，保護、寬待、愛、尊重兒童，在精神病學上是合乎需要的。這也正是兒童（本能地）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