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常寺卿袁昶進言：“釁不可開，縱容亂民，禍至不可收拾，他日內江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慷慨欷覷，聲震殿瓦。太後目懾之。
可見太後是不以為然的。
太後不僅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且她是執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決心同各國一戰的，是端王載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偽造的一份外交團照會。經榮祿進呈的這份照會，要求四件事：
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
代收錢糧；
代掌兵權；
清太後歸政皇帝，廢大阿哥。
慈禧看到這份照會後，徹底的憤怒了。她高喊著，“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滅此朝食。”
促使太後宣戰的另一線索，是6月19日召開禦前會議的當天，上海的《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用強硬的詞句斥責中國政府：
中國與各大強國同時作戰，它是由西太後和她的奸黨的選擇而作戰的。他們萬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為他們能夠安全地抗拒列強……不管發生任何事件，這批奸黨若不自動離去，就必須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緒皇帝尋出來，把他重新置於皇位之上。現時必須對中國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戰爭的是西太後，我們不是對中國作戰，而是對那個篡奪政權的北京政府作戰。
慈禧太後被幾種力量推動著：一是她對洋人強烈地痛恨，二是周圍頑固派的火上澆油，三是義和團煽動的全麵的對洋人的仇恨情緒，四是洋人對她的攻擊。這一切都使太後感到了莫大的激憤和羞辱。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乘轎去總理衙門途中為虎神營士兵槍殺，使館中的外國衛隊得知後，結隊外出尋釁。義和團於是開始攻打使館。次日，清政府發布了“宣戰”上諭。
然而，慈禧太後真的是要傾全國之力與外敵決一死戰嗎？事實證明，當這口惡氣出得差不多的時候，她也就害怕起來。她的宣戰隻持續了5天。6月對日宣戰；6月22日又發給義和團2萬石粳米，同日懸賞洋人首級。
據記：“莊工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6月25日，密諭各省遍殺洋人，但袁昶、許景澄將諭旨中的“殺”字改為“保”字或“保護”字。無人敢以此奏聞太後。同時，太後還賞給進攻使館的神機營、虎神營和義和團銀各十萬兩。
然而，自6月25日進攻使館第一次明顯的停火開始，7月18日~28日，8月3~4日，又有幾次停火。
據赫德的記述：“有人從中給我們以部分的保護，這似乎是可能的事：曆次攻擊並不是由政府所能調動的數目的兵員所發動——攻去沒有一次幹到底，總是正當我們恐怕他們一定要成功的時候停住了——假使在我們周圍的軍隊真的徹底而決心地攻擊的話，我們支持不了一個星期，或許連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種解釋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種保護——有人，或許是知道摧毀使館區將會對這個帝國和這個皇朝帶來怎樣的損失的一位聰明人，在發布命令和執行命令大間從中作梗。”
其實，真正害怕的是太後本人。她從6月25日開始即派榮祿前往使館要求停戰，榮祿在當晚九時得的議和命令，次日帶隊往使館界，懸一牌，書奉太後諭旨，保護使館。洋人皆由館中走出，與榮祿商議，“於是有三記鍾之久，不聞槍聲。”
慈禧態度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點，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領帶60名義和團員入宮，尋找二毛子，至寧壽宮門，太後尚未起床，他們大聲呼噪，請皇帝出來，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後在在吃早茶時聽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這才意識到情況遠比她意料的要複雜而危險。
太後對無法收拾的局麵，雖然歸罪於義和團和辦事不力的下臣，但並沒有完全逃避個人輕率魯莽的責任。她後來回憶說：“依我想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但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胡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不過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百姓，滿腔心事，更向何處訴說呢？”
這次打擊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鑾過程中，就急匆匆地準備在宮中召見各國駐華公使夫人，一反常態地要開展“夫人外交”。一方麵表明她認識到妄自尊大可能會帶來毀滅性的危險，另一方麵，她也是極力地掩示對洋人的刻骨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