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對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
她是向來恨外國人的，因為外國人喜歡評論她的政府。
她的語言是：他們有什麼權利對我如此無禮！這不是他們的國家，對這個國家的內政，他們沒有發言權。難道我不能處罰我自己的臣民嗎？如果我派到外國的使節，他們幹預那個國家的行動，試問，那個國家的政府能同意嗎？
他們不喜歡我們的生活方式，可是“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喜歡。他們不喜歡，他們可走，我們並沒有請他們來。他們到我們國家來，那是我們的容忍。”
關於文明，她說：“當這些所謂文明國家的人還在把尾巴鉤在樹枝上打秋千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已經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國家了，而這些國家竟厚顏無恥地派傳教士到我們國家來宣傳宗教，宣傳文明！”
關於傳教，她說：“他們給我們的人民灌輸基督教的毒素，於是中國信洋教的人馬上就不尊重我們的規矩和我們的傳統習慣。中國內地發生的多數問題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國人引起的。”
關於孝道，她說：“他們能給我們提供什麼比我們已經有的更好的東西？根本沒有！我們從遠古時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國人不是這樣，當他們達到一定年齡的時候就離開父母的家，並且從此就不再服從他父母了。”
此外，她還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關教堂許多不真實的傳聞。最終，她認為“外國人今天已經成為中國的禍根，但願有什麼方法能讓他們永遠離開中國，那我將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慈禧太後在八國聯軍侵華後，一反常態地招待外國公使夫人。當時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請後非常氣憤，說：“還講什麼禮儀？應該把她踩在我們腳下！她用槍炮對付我們，應該請求原諒的是她，而不是我們對她彬彬有禮！”但1902年6月的這次召見，使她們感受到了身為一個沒落帝國之主的威嚴，她們“忘記了幾天前聚會時大家義憤填膺的神情，一個個都被慈禧太後威嚴的儀表和這種莊嚴的場麵深深震懾，都遵照覲見皇後的禮節給她行了三次大禮。”
慈禧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擊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
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縣之雞鳴驛，以光緒帝的名義，下詔罪己。詔回：“近日釁起，團練不和，變生全猝，竟敢震驚九廟。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
可以想見，慈禧在西逃的過程中，經曆怎樣的思想鬥爭過程。這從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別兩次降諭、一方麵要求直言，另一方麵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兩個月內提出新改舉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實，慈禧太後就是從此時開始、從宮廷禮節開始，著手曾經被一再擔擱的改革，雖然為時已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爺”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積極的精神要素。
有人這樣描述慈禧：她有女人對美的追求，對青春的渴望。
正是從這個角度，人們對於女人當政有著奇特的偏見。婦人於政是不符合中國正統觀念的。於是晚清的衰敗，中國的失敗，都被誇大到必須由這位女政治家負主要責任不可了。而中國在近代麵臨的千年未有之變局，麵臨的亡國滅種的危機，必須由一兩個執政者負責，這種看法是偏離了實事求是的客觀標準的。從政治鬥爭的核心問題——權力鬥爭的角度而言，慈禧隻是做了她的角色讓她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機實非她一人之過。
對於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適用普通的道德標準去衡量呢？在權力鬥爭的頂峰上或旋渦中，沒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況還想實現政治抱負呢？心狠手毒是一種必備的政治技巧，沒有這點能力，如何能對眾人之事負責？而責罵一位古人“潑婦”則大失風範了。嚴肅的學者應該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分析政治人物的環境、對策及政策的後果。
對於慈禧這樣一位如此重要、又引來如此爭議的人物來說，很難作出服眾的公論。但是有幾點似乎經常被忽略了：
一是評價慈禧太後在有幾千年父權統治傳統的中國，很容易不自覺地受到男權思維的影響，本能地對女人統治懷有或多或少的敵意。慈禧之登上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權統治創造的機遇，而宮廷鬥爭誰能取勝，也實在不是她一人能決定的。
二是評價慈禧太後時，也很容易不自覺地受正統思維的影響。僭主政治和婦人攝政在中國曆史上都是遭懷疑和唾棄的。問題是，如果鹹豐帝以後的幾個皇帝如果能當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後強嗎？實際上，中國危機的根源在於千年的王朝統治，而即使奕訴被道光選定為繼承人，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中國落後的一個表現，如何證明皇帝換了人就具有了曆史上的正當性呢？從某一方麵來說，清朝沒有什麼特別過分的昏君和慈禧有很大的關係。
三是評價慈禧太後的概念化傾向。曆史人物的評價不能以“好人”或“壞人”的簡單標準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