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同治中興時期，對西方的態度由戰而和，主張“懷柔遠人”。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在外國公使覲見禮節上。
外國公使自1860年代初入駐北京後，在以何種禮節覲見中國皇帝問題等，和中國朝臣有很大的分歧。1873年，侍禦吳可讀上一密折，奏請慈禧太後作出決斷，以息廷爭，免外臣之叩拜，以顯朝廷之宏量。
不管慈禧本人應該歸人哪一個晚清派係，至少她在洋務派和頑固勢力之間，盡力地維持著平衡。她的這種駕馭全局的能力，為“同治中興”創造了必要的政治條件。
為了維持對恭親王的牽製，慈禧太後在治國思想上更傾向於曾國藩、郭嵩燾和王愷運等人的主張。這些漢族官僚實際上曾經得到慈禧的前政敵肅順賞識的。比如1860年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的舉薦人就是肅順。後兩人都曾是肅順的幕僚。慈禧之所以繼續重用他們而不看前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主張理學治國，主張在從政的時候維持一種個人情操和修養。這和主張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恭親王是不同的。同時，百廢待興的國家，必然要維持國家和文化的延續性，一味地倒向洋人一邊畢竟不是長久的解決辦法。
可以肯定地說，由於滿漢統治階級在慈禧太後的調配下，晚清政府在1860年實現了成功的聯合。晚清朝廷上下也開始第一次認真地應對內憂外患。
發生於1898年的義和團運動，打著“扶清滅洋”的口號，對於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後而言，一開始就頗對胃口。然而在如何對待義和團的政策上，還是經過了激烈的爭論的。其間夾雜著列強的幹涉。
1900年初，義和團的主力轉進直隸，逼近京畿。慈禧太後派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去涿州調查情況。太後之所以對義和團采取慎重的態度，主要是義和團在痛恨洋人方麵和太後有相似之處。義和團提出“保護中原、驅逐洋寇”，他們要焚燒教堂，因為教會“勾結洋人，禍亂中華”。他們要“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準有洋人”。
慈禧太後在1898年後痛恨洋人，其根源在於她發動政變廢光緒，另立新君的舉措，遭到洋人的極力幹涉。據《庚子國變記》載：首先是法國醫官探視被後黨宣布為病重的光緒，結果發現沒事。
其次是康有為為英人庇護這事使太後憤怒。“遂以李鴻章為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購求十萬金，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鴻章以狀聞，太後大怒曰：‘此仇必報！’對方食，取玉壺碎之曰：‘所以誌也’。”
第三是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反對太後廢光緒，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後決定立端王載漪之子博儀為大阿哥（皇位繼承人），預定1月31日使光緒帝行讓位禮。當時天下嘩然。“經元善等連名上書至二千人。載漪恐，遣人風各公使人賀，太後亦君各公使夫人飲，甚歡，欲進立博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太後及載漪內慚，日放謀所以報。會江蘇糧道羅嘉傑以風聞上書大學士榮祿言事，謂：‘英人將以兵力會歸政。因盡攬利權。”榮祿奏之，太後愈益怒。”
可見，太後發現有群氓從底層開始燒教堂、殺洋人的時候，其心態自是複雜的。一方麵，她得到剛毅等的複命，均力言義“民無他心，可恃。”另一方麵，她感到處處受洋人的“氣”，又找不到報複的機會。當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軍受義和團的影響在永定門殺死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並剖其屍後，局麵已愈發不可收拾。當時群情激昂，據曾紀澤的女婿吳永（時任懷來縣知縣，慈禧太後出逃北京的第一站）回憶，太後對義和團的認識是這樣的：
當亂起時，人人都說拳匪是義民，怎樣的忠勇，怎樣的有紀律，有法術，描形畫態，千真萬確，教人不能不信。後來又說京外人心，怎樣的一夥兒向著他們；又說滿漢各軍，都已與他們打通一氣了，因此更不敢輕說剿辦。後來接著攻打使館，攻打教堂，甚至燒了正陽門，殺的、搶的、我瞧著不像個事，心下早明白，他們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時他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滿眼看去，都是一起兒頭上包著紅布，進的進，出的出，也認不定誰是匪，誰不是匪，一些也沒有考究。這時太監們連著護衛的兵士，卻真正同他們混在一起了。這時我一個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鬧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麵稍稍的遷就他們，穩住了眾心，一麵又製住他們，使他們對著我還有幾人瞻顧；那時紙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鬧出什麼大亂子，連皇帝都擔著很大的危險。西太後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她如何利用了義和團而又不可收拾的無奈心理。
真正導致局麵無法收拾的，是義和團入城後發生的不受控製的滅洋教、殺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導致的八國聯軍侵華。
第一批八國聯軍由英海軍提督西摩爾率領，自1900年6月10日組織自天津出發，16日向大沽炮台發出交出炮台的最後通牒。正是在11日發生日本外交官被殺、13日義和團入北京城的前後。15日，太後召大學士六部九卿人議，當著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許景澄是比較清醒的一個大臣，他進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正。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拳匪日窺伺之，幾於朝不保夕，倘不測，不知宗社生靈，置之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