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個人的命運是晚清王朝的縮影。在人治的帝王統治時代，政治對統治者個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她不得不追求權力、維持權力和擴大權力。
也許慈禧太後並不昏聵，相反她極清楚宮中那些臣子的種種毛病，如虛榮、自大、虛偽等等。太後也並不是一個孤陋寡聞、心胸狹窄的老婦人，因為人們認為她是很難得到禁城外麵去的，所以總是用一些老朽、固執、守舊等詞語來描繪她。實際上，西太後有淵博的知識，她的知識決不比任何人知道的少。
然而慈禧特別喜歡弄權，雖然享用的一切都遠在別人之上，可她並不滿足，手中倘無實在的政權把握著，所有的榮華富貴便等於零；因此她不顧各方的非議，冒著風險，拚命地緊握著政權。慈禧往往為著一件棘手的事，終日寢食不安。當然，如果僅僅把慈禧的權欲理解為個人的私欲，那麼這是一種無法證偽的解釋。包括她的失敗的政壇盟友兼敵手奕，也曾偏頗的斷言：“我大清宗社，乃亡於方家園。”
但是，如果慈禧不是為了大清宗社，又是為了什麼？
毫無疑問，作為十九世紀在世界政治中僅次於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影響力的女性，慈禧的身世卻是一團迷霧。而早年慈禧的生活，據說並不富裕。一位美國人認為，慈禧“出身於一個普通的家庭，深知窮人生活的困苦。她也曾體驗過餓漫之苦。由於她的早年生活經曆，她同情成千上萬個女孩為擺脫被漠視的命運、為掙脫陳舊的風俗而做的抗爭——這種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聲不響中悄悄進行的。她晚年曾經表示過讓女孩也讀書識字的想法，誰能說這與她童年時的抗爭和窮困的生活閱曆沒有關係？”
由於出身卑微，因而慈禧喜歡弄權，由於弄權，她也必須真實地了解政壇的實際鬥爭，這些都促成了她辦力鬥爭的角度出發務實地處理內政外交的風格。在內外交困的緊要關頭，剛剛被封為太後的26歲的慈禧，聯合恭親王發動政變，接管了朝政。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雙重打擊下，“讚襄政務王大臣”的專權，就一定比慈禧和開明能幹的奕之間聯合把持國政的局麵更好麼？慈禧太後在許多方麵比大臣們更清醒。
在中國傳教十三年的田貝上校說：“可以肯定地說，慈禧在滿洲人中是第一個認識到了中外關係的重要性。”
辜鴻銘盛讚慈禧的話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晚清當時對慈禧的評價與後世之明顯差異。他寫道：“我恐怕很難使那些對中國過去四十年曆史不熟悉的外國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災難頻仍、動蕩不寧的歲月裏，像皇太後這樣的國家掌舵之人該需要怎樣的政治家風範、膽略、堅忍不拔和治國之才。1861年她和東宮太後一起聽政的時候，已有十三個省份慘遭叛軍蹂躪。但皇太後具備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擁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識，她知人善任，激發禦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盡瘁，任憑驅馳。同時還喚起了舉國鄉紳的勇武精神。為了她這個可憐無助的拖著幼主的寡婦，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紳士在曾國藩侯爵的率領下奮起翊戴，他們以其熾熱之心和抑悲之調哭喊著：“我們願為君王去死，皇太後啊！”
辜鴻銘或許言過其實了，但他的立場仍然代表了晚清相當一部份官僚仕子對慈禧太後的認識。
辛酉政變前慈禧對外持堅決的強硬態度。此後則因權力鬥爭而轉向溫和，她在權力中心的製衡地位為同治中興創造了條件。
慈禧早年幹預政事，“凡關於外國之事，慈禧進言於帝，多主強硬，吾等亦不異之。”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愛爾金占居大沽，政府派欽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令而返，此常事也。而慈禧則視為極要，當即下諭，令其以白帶自盡，此尚為朝廷恩意。”可見其態度非常蠻橫強硬。所謂“中國自來女主專政者，廖廖無幾，而慈禧可稱特者，彼時位不過貴妃，年不過二十餘，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為罕見者也。”
當英法聯軍入京之時，鹹豐帝無決斷國事之力。“慈禧下一嚴厲之諭旨，嚴令統兵大臣決戰，‘近畿州縣，整團阻截，懸賞殺敵，曉諭中外。”其諭大略是說夷酋反複無信，狡詐已極，不但要索賠兵費，開辟商埠，並欲駐兵京師，萬難允從。“無論軍民人等，有能斬黑夷一名者，賞銀五十兩；斬白夷一名者，賞銀百兩；獲斬頭目者，賞銀五百兩；擊毀夷船一艘者，賞銀五千兩。”可見初涉外事的慈禧是以強硬手段著稱的，可惜滿清朝野已無人能敵外侮。
辛西政變後，清王朝麵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應對“內憂外患”。而中國麵臨列強侵略的“千年未有之變局”使得此後數十年中國當政者必須全麵、慎重地處理對外關係。
慈禧在對內、對外的政策方麵，都改變了原先滿族的“種族傲慢氣焰”。
對於外交事務，清廷原隻知有“夷務”而無“外交”，後來用“洋務”取代“夷務”，畢竟反映了朝廷上下有識之士對外觀念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