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國陸海軍先後敗績，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切，9月27日強使主戰的軍機大臣翁同龢到天津與李鴻章會商停戰求和之事。10月18日便下令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將“六旬萬壽貢品”統於10月23日星進。11月7日，日軍占領大連灣，這一天正是那拉氏生日，前方軍情急電雪片般飛來，那拉氏卻不為所動。在頤和園升殿受賀，大宴群臣，連續賞戲三天，公事皆延置不辦。
11月22日，北洋水師基地旅順淪陷，那拉氏仍不以為然，並反將矛頭指向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11月26日，那拉氏於儀鑾殿召見軍機大臣，時光緒帝不在座。突然宣布“謹、珍二妃有祈請幹預種種劣跡，即著繕旨降為貴人。”並將謹、珍二妃之兄禮部右侍郎誌銳遣戍烏烏裏雅蘇台。珍妃為光緒寵妃，並支持光緒對日主戰。當時朝廷內一些主戰官員，不滿於那拉氏、李鴻章對日屈膝，於是結二妃之兄誌銳“密通宮闈，使珍妃進言於上”，推動光緒對日抵抗。10月28日，文廷式又親自上奏：《倭夷人寇樞臣與疆臣各懷異誌但欲求和請交部嚴加議處折》，彈劾李鴻章等不思督軍應敵，“但欲求和”，“束手待攻”，“請旨將樞臣及北洋大臣交部嚴加議處，以存國法”。這時，正值那拉氏起用恭親王奕主持對日議和，主和空氣甚囂塵上。那拉氏選擇此時處罰光緒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於打擊主和派及向光緒示威。12月4日同時下令授恭親王奕為軍機大臣和撤銷滿漢書房，進一步的加強了主和派勢力和剪除光緒周圍的主戰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戰事上愈不可為，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1月，派張蔭桓、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借口中國使臣全權不足，拒絕開議。議和未成，使臣被拒，那拉氏萬分驚恐，曾命順天府準備車騾，擬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於廣島拒和後，立即向北洋水師另一基地威海衛進攻，27日攻陷威海衛，北洋水師覆滅。3月初又發動遼河下遊作戰，六天之內，連陷牛莊、營口、田莊台。至此，以那拉氏為首的投降派下定決心向日本投降。3月，派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再次赴日乞和，4月17日簽訂了中國曆史上空前屈辱的條約《馬關條約》。消息傳出後，舉國大嘩，憤怒聲討那拉氏、李鴻章等人的賣國行為。人們在北京城門貼出。萬壽無疆，普天同慶；三軍敗績，割地求和”的對聯表示抗議。根據《馬關條約》規定，日軍於6月間開始派兵侵入台灣，遭到台灣人民的奮勇抵抗，那拉氏一麵下令台灣大小官員內渡，並嚴厲禁止接濟台灣抗日軍民，同時又在頤和園搭起天棚，準備避暑。人們又題了“台灣省已歸日本，頤和園又搭天棚”的對聯，痛斥那拉氏的賣國罪行。
甲午戰爭失敗後，光緒帝憤於戰敗割台，欲思振作，決心變法，改革政治。1898年6月發布“明定國事上諭”，實行變法。9月，那拉氏發動政變，扼殺新政，囚禁光緒帝於瀛台，開始複出訓政。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那拉氏挾光緒出逃西安。第二年2月14日批準《議和大綱》，並頒布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無恥政策。9月7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1902年回到北京。自此之後，那拉氏“惕於外人之威，幾所要求，曲意徇之。”
不可否認，慈禧對權力的爭奪和維護是她內政外交的出發點。一方麵，她為了維持權力而“借師助剿”，鎮壓太平天國；另一方麵，她為了維持中央權力的製衡關係而支持恭親王的洋務運動。她因為惱怒列強長期壓製，尤其是幹預她另立新君而利用義和團不惜和列強開戰，又因為戰不過而曲意討好，喪權辱國。但中國麵臨列強侵略的“千年未有之變局”使得此後數十年中國當政者必須全麵、慎重地處理對外關係。慈禧太後重用漢人改革家，實行開明專製，基本體現了應有的對待西方的理性態度。由於長期受西方列強的壓製，慈禧太後在洋務運動失敗後對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劇，並最終不顧一切地對八國宣戰，又反映了她非理性的一麵。晚年慈禧突然決意進行比戊戌變法還要激進的改革，標誌著她最終被迫向時代承認錯誤，但曆史不再給她機會。
慈禧太後的對外觀念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
追求權力的強烈願望、權力鬥爭中她所處的地位和外國的壓力。對權力的追求是她的核心目標，地位和壓力之間的互動關係影響到她謀求和維持權力的手段。由此我們看到慈禧的對外觀念處於仇外和媚外的劇烈搖擺之間。
慈禧太後的性格決定了她的政治手腕和風格，也影響了她的對外觀念。
不研究人物的性格就不能真實地把握政治人物的行為。慈禧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一方麵，她權傾三朝，慈禧在晚清曆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是“綜一代之興亡，係於官闈，亦一異也。”另一方麵，她畢竟是個女人。在她衰老的肩膀上，卻擔著一副關係全國安危的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