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的“聖”
王久辛
作家劉醒龍給我的感覺：既有一點脫俗的優雅，又有一點入俗的高貴，言語之間還透出幾分不容置疑的尊嚴，這複合了幾種感覺的感覺該怎樣來概括呢？想想他並不偉岸，甚至還有點矮小的樣子，以及他那股子精氣神兒，我就不能不想到這個字——“聖”。對，醒龍自己也說：“一個‘聖’字，解開我心中鬱積八百年的情結。”難怪，他的扛鼎之作便叫《聖天門口》。
劉醒龍自己說：“我的靈魂與血肉是團風給的，而思想與智慧是在英山豐富的。”團風縣上巴河鎮張家寨村是他的祖籍，此村並不比方圓周邊的其他村子多什麼，卻是醒龍的出生地；而大別山腹地的英山縣石頭嘴鎮，則是其父被任命為石鎮區區長之時，隨父而來之地。由於父親工作多變，他四歲半就上了小學，而後又轉了六七次學，上了兩次一年級和六年級。漂泊與動蕩的生活，給了少年醒龍以豐富的內心世界，這或許是他“聖”的緣由。後來他中學畢業，再後來應征準備入伍當兵，卻因指標已滿，不得不到縣閥門廠——當了一名“大集體”的工人。據我所知，在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裏，還分個集體所有製工人和國家所有製工人。而劉醒龍這個“工人”比人家國家所有製工廠的工人，還低一個檔次。這個最底層的小工人還有什麼可“聖”的呢？
一晃，十年過去了。醒龍從工人到車間副主任，再到廠辦主任，在官本位的大環境裏，可謂順風順水，在全廠也算個人物了。然而他卻不滿足於平靜的生活，非要寫小說。1983年因小說嶄露頭角，被借調到縣文化館，那是他極其向往的地方，然而卻怎麼也調不進去。“通往天堂的路，早就有人把守。”普希金的這句詩，形象地概括了他當時的處境。後來，不知求了多少人，說了幾車話，終於感動了分管人事和文化的兩位副縣長，竟然在他申請調動的報告上蓋了“英山縣人民政府”的大印，人事局長這才悻悻地鬆手。之後不久，《青年文學》相繼發表了劉醒龍的中篇小說《村支書》和後來改編為同名電影的中篇小說《鳳凰琴》——我正是這時才知道劉醒龍的名字，至於他後來寒窗苦作，艱難騰挪，上調地區群藝館、武漢市文聯，直至聲名鵲起，被推選為省作協副主席等，則正可見出醒龍死搏硬拚、勵精圖治的神軌聖跡。
按理，像劉醒龍這樣從最底層“爬”上來的人，絕大多數都未老先衰，銳氣早早就被磨光了。我見過太多太多揣著明白裝糊塗，一句話掰成八瓣囁囁嚅嚅說不清的假害怕真耍滑的閹人了，所以對醒龍的聖氣與鋒銳極為欣賞。前年，市委召集文學藝術界知名人士座談大繁榮大發展——不用說，書記、市長等等頭麵人物全在主席台就座。會前，秘書長就給劉醒龍打了招呼說：“你要重點發言呀。”醒龍應承著，心裏卻有了一個“壞主意”。那天他一進會場，乖乖，全市的“腕”級人物全來了，近百人。領導們講完話，該作家代表發言，劉醒龍站起來了。他說：“大繁榮大發展的前提是什麼？”大家不知道他問誰。他又自答：“還得人來幹吧？”大家還是不知道他要說什麼。他又自答：“人呢？咱們也有了，從北京挖來了，但怎麼幹呢？”這問題問得太有才了。怎麼幹還能讓領導教嗎？他再次自答：“作家林白調來一年了吧？可不給人家房子，而沒房子怎麼幹？總不能把寫字台搬到大街上去幹吧？”他什麼大道理也沒說，市委領導當即表態——馬上解決。醒龍這才把他的屁股放到椅子上。
作協來了位新領導，特別愛寫詩，去年恰逢改革開放30年，要寫個成果報告，這位領導把自己發表的詩列了一串串，而且放在全省作家成果的最前邊。開會討論時，醒龍對他說：“上級派您來作協是讓您來從事領導組織工作的，可不是讓您來搞創作的，您應該知道您寫詩的水平，在省內也是排名在二百名以後，現在您把您的作品當成果排在最前邊，恐怕不合適吧？”說得那位領導臉紅脖子粗，幸好有涵養，沒有發作，而且主動把自己的“成果”刪掉了。醒龍後來對同事們說：“能聽進人的諫言，這也是水平，而且是高水平。”
醒龍女兒的芭蕾舞教師名叫奧麗嘉，是俄羅斯聖彼得堡芭蕾舞團的演員。每逢上課，她總要提前來練功房熱身；下課後，她也總要將孩子及家長們一一送到門外，再回身到練功房的正中央站直，虔誠地在胸前畫一個十字後，行一個慢慢的謝幕禮。這種充滿感恩的謝幕禮不知重複了幾百幾千幾萬次，但當醒龍發現後卻被感動得熱淚盈眶。女兒問他：“爸爸，你怎麼哭啦？”醒龍答：“太神聖了，太神聖了！孩子，對工作、學習有了這種神聖，就沒有幹不好的。”女兒茫然。醒龍又說：“神聖就是至高無上的感受，比天還大、比地還大的一種美，明白嗎？”女兒用眼盯著他。我想，她恐怕仍然不會理解。但原來擬以《雪杭》為名寫了六年的長篇小說，被醒龍改了名字。他說：“那一瞬間，我突然感到，自己正在書寫的這座小鎮也應該冠名：《聖天門口》，頭一個字必須是‘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