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張筠秋1981年10月16日回憶：“李石農告訴我，積極主張抗日的是共產黨，並告知我，省政治工作隊裏有共產黨員。這在我的心靈裏，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這無疑是“於無聲處聽驚雷”。嘉興位於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帶，在1927年國民黨右派發動“清黨”開始不久，嘉興各縣共產黨組織均遭破壞，後又蒙楓涇、嘉善、平湖轉角灣、“天下第一軍”等農民暴動的失敗，從1931年2月起，共產黨的活動就在嘉興基本停止。所以李石農的這番話，在張筠秋心中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
省政工隊的駐地就在西塘鎮向東不到6裏的王莊橋。政工隊隊員在那裏貼標語，開大會，宣傳抗日，聲勢很大。張筠秋和劉佩貞結伴前往，要求參加政工隊，接待她們的是一位姓戴的女政工隊員。
兩人對這件事經過的回憶基本相同。
劉佩貞在1956年8月28日寫道：“當年夏季，我鄉來了省政工隊，據知道是做抗日宣傳工作的。我們為了也想參加一些抗日工作（因為當時的口號，有力出力，有錢出錢，一致抗日），青年人當然也有一些愛國熱情，二人（指張筠秋、劉佩貞）就去找省政工隊（該隊有一個女隊員姓戴的），對我們說，可在地方組織婦抗團，做一些婦女抗日工作。我們就在西塘鎮發動了二十人左右的商店及家庭婦女。組成形式報反動政府批準，張筠秋為正隊長，我為副。”
劉佩貞在1952年回憶時，明指反動政府批準是指“通過偽縣長鍾家洲秘書孟濤批準”。為了撰寫地方黨史，張筠秋在1982年6月對來訪人員回憶時說得詳細一些：“我知道後就與劉佩貞一起去找他們，要求參加省政工隊，參加抗日。但因名額已滿，未能如願。但是，省政工隊熱情接待了我們，號召我們在當地抗日，教我們組織婦抗團、農會等抗日團體。回家後，我和劉佩貞、劉明珠等人通過小姐妹等關係進行串聯，先後發動了三十多人組織起西塘區婦女抗日團，我們即刻了圖章。大家選我擔任團長，劉佩貞被選為副團長。”
張的所謂“小姐妹”，其實就是骨幹之間的聯係、結合，仍重複了“奔騰”文藝社時的結拜姐妹的方式。劉佩貞的回憶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審幹”時，張筠秋的回憶在八十年代初期挖掘地方黨史材料時。兩者的語氣帶有各自明顯的時代烙印，但事實是基本一致的。
刻印章的事還有些波折，西塘鎮不大，那時已找不到刻印章的工匠，張筠秋她們就自己動手刻了一枚。
此時的張筠秋雖不能參加政工隊，但已成為西塘區婦女抗日運動的領軍人物，應該是意氣風發，神情激昂。
西塘區婦女抗日隊，利用流動施教團的場所進行每天二小時的活動，星期日半天。每月實報實銷紙張、油燈費三元。因為張筠秋和劉佩貞有著流動施教團的工作，所以特地請了劉明珠（劉佩貞的堂妹）也擔任教員全程協助，張筠秋、劉佩貞和劉明珠的工作性質完全是義務，沒有報酬。
婦抗團的重要工作是向西塘鎮的婦女界宣傳抗日，主要工作有兩項，一是舉辦婦女識字班。沒有教材，自己編了三十課教材，經縣教育科核準使用。內容主要是宣傳抗日意義，也必然講到國父孫中山，還講古代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等等。
張筠秋在1982年6月的同一次回憶裏說：“我記得當時沒有課本，識字班的書是自己編寫和刻印的，還用淺紅色紙做了個封麵。”
歲月已經推移近四十五年，老人還記得當時的淺紅色封麵，可見此段經曆對她的印象之深。
婦抗團的第二項工作是向民眾募捐衣服，以支援前線軍民。劉佩貞在解放後數次提到，她募捐到了一件棉上衣，一件棉背心。
張筠秋、劉佩貞在西塘橋流動施教團的教師工作，到1938年底結束，婦女識字班也即停止，僅辦了一個多月。
令張筠秋十分不解的事，發生在五十六年後的1956年，當年這段令她激昂的經曆，在解放後的審幹時，組織上一定令她填入“參加反動組織”一欄。在事過境遷的1983年，她又向組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現原文擇要摘錄於後：
嘉興市委組織部：
我這次作為特邀代表，出席省婦代會，是黨組織給我的榮譽。
我踏上社會以後，自覺一身清白，在過去左傾路線的影響下，在各個運動中，對我有二件不公正的事，幾次申訴，未予解決。
一、我在入黨前抗日時期（40年前），我在海鹽縣西塘橋，當時在附近王莊橋住著一個省政工隊，我們知是抗日的，我與劉佩貞二人去要求參加，但政工隊支持我們發動婦女抗日。我們即發動鎮上婦女，辦識字班，搞捐獻棉衣等支援抗日，名為婦抗團。我為團長，劉為副團長。我認為這是抗日愛國行動。但在審幹時一定要我填在參加反動組織一欄內。那時我祗有違心填入，但思想是搞不通的，把群眾的愛國行動，變成反動組織。
二、（略）
我要求組織上查一下在我檔案內，這二個問題是否已經清理？請告知為盼。此致
敬禮
張筠秋
83年6、48日
七十三歲老人的態度是認真、真誠的。
另一位當事人劉佩貞的檔案內當然也有她這段經曆的記錄，1954年（四十一歲）鎮反運動時填入“何時何地參加過何種進步黨派、群眾團體、擔任何種工作，現在有無關係”一欄中。而在1956年的審幹時，她也作了一番“提高認識”後的重新覺悟，全文抄錄於後：
我在1939年參加反動政府組織的婦女協會。曾選為西塘區副隊長，正隊長為表姐張筠秋，後改為婦抗團。舉辦過一個月婦女識字班，勸募棉背心工作。在鎮反學習時，我對政治認識還沒有提高到一定程度，還以為是一種抗日愛國運動。現在通過這次運動，覺悟提高。我認識到我們已做了反動派國民黨的奴化教育宣傳工具。勸募棉背心就是助長了反動政府的反人民戰爭力量，因為那時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他們的各種政治活動都是反人民的反革命的。各種組織都是反革命的組織。我們做了反動統治階級的忠實助手（發展婦女參加婦抗團約二十多人）。
在審幹的1956年，劉佩貞隻能如是說。她沒有張筠秋幸運，能活到1982年，所以她永遠失去了理直氣壯地向她們身於其列又無比熱愛的黨再一次袒露自己心聲的機會。
錄下以上兩則材料，為的是記錄下曆史進程中真實發生的一些小事情，以供後來者玩味。
1938年9月5日，浙江國民黨抗戰自衛第五支隊（簡稱“第五支隊”），會同青年營一起，渡江開赴海北（指嘉興、平湖、海鹽、嘉善一帶）地區，10月1日，收複海鹽縣城。
1939年1月的最後一天，日軍三千餘人，自嘉興、平湖、海寧三路夾擊，侵占海鹽縣城。“第五支隊”堅守抵抗，又於2月9日晚克複海鹽縣城。以後日寇勢力稍退，重振國民教育又提上當局的議事日程。
初春，海鹽縣向全縣招收小學教師，張筠秋、劉佩貞前去報考。
有關這次報考，劉佩貞因為一個特殊的細節而記憶得異常真切：“曾有一度日寇退出，反動政府推進，即要恢複教育，招考小教。我和表姐因為生活問題，準備了一些去投考。那時不限資格，我們假造一些經曆，被錄取了。”
那個特殊的細節，是將原來的名字劉筠仙，改為劉佩貞，而且以後一直使用。
“假造一些經曆”一事，不得其詳，因為“不限資格”，估計隻在教書工作的經曆上多填寫了些。想起北京大學首任校長蔡元培為延請陳獨秀出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而假造陳獨秀大學學曆及大學教師經曆的事，材料呈教育部核批，教育部照準不誤。在人材匱乏，特別是人材難得之際，在其他操守方麵都不錯的蔡校長，此舉似乎也未引起時人物議，反倒成為後人“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美談。不若今日之碩士博士遍街行走，假學曆、假文憑要明令嚴禁成為過街老鼠一樣。
可是張筠秋說起獲得張家門小學校長一事，卻又有不同的說法。先是在1950年，她說：“考取流動施教團一月，日本掃蕩下我掉（調）一個地形好的鄉村（我自己家的老宅）當校長”。後又在1982年的7月和8月兩次回憶往事時，卻言之鑿鑿地說是“燒香”的結果。“我在施教團失業後，為了自食其力和爭取婦女解放，隻能到縣政府教育科去‘燒香’，總算把我錄取為正式小學教師，被派到我老家——張家門去教書。”
仔細琢磨兩人的不同說法，其實說的是同一回事，隻是說法不同而已。劉佩貞謹慎膽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隻寫了具體的細節，而不捅破那層糊窗紙。張筠秋豪爽大咧，直說不諱，又是在可以揚眉吐氣的時候，將兩人的話綜合起來，“考試”和“燒香”兼而有之。“假造一些經曆”想獲準通過，是需要有人說項。需要有人假裝糊塗的。而這一切，恐怕單憑空口白話是辦不成的。不管其間的過程如何，結果是雙雙錄取：張筠秋為張家門小學校長；劉佩貞為白苧小學校長兼教員，其實當時也隻有她一名教員。
張家門小學仍設在張老先生命名為“知稼堂”的廳堂上。不過，期間氣象今非昔比。得益於戰時停校後的從新開學，張家門小學盛況空前。
張筠秋的學生，七十九歲的海鹽縣退休律師在2004年2月24日向筆者回憶。年近米壽的張律師聲音洪亮，滔滔不絕：“張筠秋在張家門小學教書，還有教師是劉佩貞及劉的哥哥，張筠秋是負責人。學校名稱就是張家門小學，設在方甫家裏的後麵廳堂上。兩麵是辦公室，東麵是教室。我讀5年級，有100多個學生，時間是1937年後。用的是公家課本，還打乒乓球，畫圖，出黑板報。”
張律師的回憶裏說有100多個學生，並且教師裏有劉佩貞。可能是劉佩貞把白苧小學的校址暫時搬到張家門了（兩地隻有3裏來路）。
“張筠秋到學校教書是早出晚歸，從宣家浜家裏到張家門小學，中午帶飯。
張筠秋教書有激情，教我們唱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鬆花江上’，‘保衛大浙江’。教‘鬆花江上’時，張筠秋唱起來帶哭音，動感情。”
七十九歲的張律師講到這裏，不禁手之舞之的動情吟唱起來，我們也受到很大感染。可以想見，當時稚真兒童受的感動之深。
“大約那年9月，張筠秋組織我們學生去張家門街頭宣傳，組織兒童救亡工作隊，出黑板報，寫標語：‘打倒日本鬼子’，‘打倒守財奴’等。
有一次，遊擊隊的兵到學校裏檢查，學生的作文、日記本放在教師桌子上，兵翻到一本日記，是一個名叫張允和的學生寫的，說是裏麵的內容有抗日思想，（遊擊隊遊而不擊），就找張筠秋。張筠秋說學生寫的是事實，搶來日記本跑回家。後來一群兵圍困住張筠秋家，後來還是禮伯伯（張禮甫）出麵了結這件事。”
張筠秋此舉是保護學生、正義的女俠豪舉，組織兒童救亡工作隊等等，她是把學校當作宣傳抗日救亡的陣地了。
張家門小學的辦學情況，張午芬也有回憶。張午芬也是張筠秋在張家門小學時的學生，後又由張振乾和劉佩貞兩人於1948年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為浙江省化工廳離休幹部。她回憶如下：“在張家門小學對在校學生進行愛國主義、團結抗日、不作亡國奴教育，以講課形式，用簡單易懂語言教育學生，指出當前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我中國大片土地，百姓慘遭殺害，如果不抵抗，我們將受亡國之苦，從而使青少年受到愛祖國、團結抗日教育，還教唱抗日歌曲，例如《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到敵人後方去》以及流亡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