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筠秋迫於日軍逼近，不得不決定離開長木橋小學。去向哪裏？卻頗費思量。去劉佩貞來處嘉興新篁葡萄村，那裏日軍還未到，可以暫安，但終不是長久之計。回宣家浜家裏，那裏是日軍從金山衛登陸後，向杭州竄犯的必經之路。宣家浜雖不居要道，但日軍過兵的可能性還較大。估計父親一定還在家等候一雙流離在外的兒女，為免父親焦慮，心裏決定回宣家浜。劉佩貞與張振乾的婚事在去年已經定下，“還鄉囡”到婆婆家，也在禮俗之中——母親從張家嫁出，女兒又嫁進張家，俗稱“還鄉囡”。況且，劉佩貞在去上海做工前，也長住在宣家浜舅舅家。兩人商議後，就定了回宣家浜。
嘉興水網地帶的交通，向來憑借舟楫之利，小火輪開馳後，更以此為客旅往來的主要交通工具。近來，小火輪的開航雖已不大正常，但尚未完全停頓。倆人向就近的學生家裏換了兩身農婦衣衫穿上，再在臉上抹了點鑊底黑灰，帶上簡單的行李，經縣城武原轉乘西塘班，在白苧登岸。
兩人登岸，一眼望去，眼前一望無際的田野裏，竟還有成片的稻穀未曾收割，稻株已成褚黃色，稻穗上的穀粒也已依稀脫落——時過霜降已近一月，正常年景“霜降一齊倒”，田中稻穀肯定已開鐮收割完畢。而今年，農人們一個月來疲於逃命，連事關“食為天”的稻糧，也無暇顧及了。路過白苧時，更覺異樣。往日開門迎客的店鋪商家，家家排門都已關上，住家的大門更都緊閉，整條街道空無一人。兩人不由加緊腳步，匆匆越過，不一刻，已能望到宣家浜了。遙望過去，村裏似尚顯平靜，一路提著的心，稍稍得以放下。但踏進家門，一番景象卻使兩人目瞪口呆——四五個日本軍人正在和父親對峙。日軍一見闖進兩個女子，也是一陣嘰裏呱啦的騷動，持槍相向。待弄清楚來者是主人的女兒和內侄女時，方才平靜下來。
少頃，筠秋和佩貞從翻譯的話裏大致明白，這夥日軍是來請父親出任西塘區維持會會長的。既然是“禮請”，所以沒有對宣家浜進行騷擾。張禮甫就著女兒回來的由頭，順勢回了句“女兒剛回來，風塵仆仆，容後再議吧！”。為首的日軍見狀，知禮甫一時不會貿然允應，也就告辭，說：“希望張先生盡快出山，維持西塘一帶秩序，建設東亞共榮。”
晚飯用畢，一家人圍坐著說了一會話。父親說：“佩蘭寶，佩貞，你倆人也太膽大了，日本人金山衛一上岸，就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禽獸不如，還不早點回家？聽平湖逃難來的人說，新倉鎮朱家弄口一名漆匠師傅的女兒叫吳淑芬，也是小學教師。日寇登陸即入其家強奸淑芬，淑芬憤而大罵，並掌其頰。那個日軍以刀剖淑芬之腹，並將腸挖出而去。我人在宣家浜，心卻一直在為你們擔心。”
張筠秋和劉佩貞聽後，想起前幾天還在長木橋教書，不禁有些後怕。那個日軍的獸爪伸向女教師腹中抓出血淋淋腸子的情景，久久不能在眼前釋去。
維持會長的事，其實禮甫的腹議早已鐵定：辱沒祖宗的事，是斷不能做的。費心之處不在拒絕，而是如何與日本人周旋，盡量不因峻拒而激起劇變，以免生靈塗炭，玉石俱焚。三天之後，日軍又來催問。禮甫在家中得知日本人已過前麵的陸家浜，就偕家人外出躲避。不料，途中奔走之際，一個趔趄倒地，不省人事。——國難當頭，兒子不辭而別生死不明；前幾日又為女兒的遲遲未歸而憂心如焚；三天來麵對日軍軟硬兼施的威逼，日夜殫思竭慮苦無良策應對，心力和體力的雙重煎熬，終於將這一壯碩的漢子擊倒。
筠秋責無旁貸，為父延請醫生，湯藥隨侍。禮甫度過當日的險境，總算神誌慢慢恢複，生命無甚大礙，但已落下風癱之症，不能行走。
禮甫的中風，雖然擋過了日軍眼前的催逼，但日軍對看中的人選，不肯輕易放棄。張欣華對誘逼禮甫任維持會會長一事回憶道：“後來日本人幾次來我家逼迫說隻要掛個名就行。姑母（張筠秋）說，他們經常把祖父藏在柴間裏，然後由她出麵拒絕，說父親（祖父）年事已高，且半身不遂，不能出任。又說去治病不在家。”
張禮甫在民族大義上還是清楚的，一直到1942年病故，終未染指掛名維持會會長一職。
他對家事的安排，也甚周全。全家沒有遠離過宣家浜去他鄉躲避。隻是雇好船隻將家中的存糧貯放船中，平日停在屋邊，一旦有事，就將船馳進河流的小港叉裏隱蔽，以保米糧不至斷炊。日軍來勢洶洶時，自己一人在家，全家其他人（五位婦女），就隨著鄉鄰一起出外暫避。
自1937年11月5日，日機轟炸海鹽縣城起，縣城武原及我敵雙方在縣境內的態勢，一直處於拉鋸狀態：
11月20日，日軍竄犯海鹽縣境。
1938年1月2日至16日，日軍伊東部隊由杭州北犯上海，分批過境，所到之處，搶掠奸淫，沿途縱火焚毀八團、場前等地民房百餘間。
3月23日，日軍八木警備部隊進犯海鹽縣城。
3月，國民黨軍隊六十二師由錢塘江南岸北渡海鹽。師部設涇塘橋，師長陶柳委派各區區長，恢複鄉鎮保甲組織。
3月，縣保衛團改組成滬杭地區第一遊擊隊。
3月，敵偽成立“維持會”。
4月30日，六十二師雲、魏兩營長率部圍攻海鹽縣城，敵逃竄乍浦。當時群情振奮，組成“青年戰地服務團”去部隊慰問。
5月1日，日軍複犯縣城，屠殺平民100餘人，次日，焚縣城12天，縣城半成灰燼。
5月15日，六十二師光複海鹽縣城，次日，海寧海鹽聯合行動委員會返回縣城。
1938年4、5月間，離家8、9個月的張振乾終於從餘姚、江西長途跋涉歸來。麵對癱瘓在床半身不遂的父親，終日在惶惶然逃難中苦熬的家人，振乾欲哭無淚。張筠秋在1950年回憶道：“我們海鹽克服（複），弟弟回來了，我想父親雖瘋了，一家能團聚，是一個不幸中的幸事”。
1937年歲春，日軍進犯海鹽縣全境後，縣內小學紛紛被迫停課，六千餘名學童失教。中華民族曆來尊教師之祖孔子為聖人，列師於天地君親之序，可見極重教化之功。在外侮當前之時，更不容中斷對學子的傳經布道。1937年6月海鹽縣政府奉上級之令實施戰時教育，舉辦流動小學四十所，統一名曰“流動施教團”。日軍勢退即上課，日軍勢及即停課。如學堂改名學校一樣，原來西塘鎮的西塘橋小學，也臨時改為西塘流動施教團。教職人員也基本沿襲舊製，西塘橋小學的原校長金友鬆成了西塘流動施教團的團長，舊日的教員張高等人也留任教師。原有教師中有幾人因避戰亂等原因出缺，需要從新招收幾名。
西塘橋小學的校事，1920年前後由張筠秋的叔叔張平甫執掌。據劉佩貞回憶：“我在讀小學時，西塘橋小學的校長是舅舅平甫，平甫舅舅死後，由小舅舅方甫接任。因小舅舅經常不在家，金友鬆乘機得到。”方甫荒於校務，金氏乘隙謀取，雖用了點心機，但也算是得之正途。
張筠秋從與振乾一同從餘姚江西歸來的李石農處得知，西塘流動施教團招教師，就與劉佩貞一起前往十二裏路以外的西塘鎮報考。於1938年7、8月間，雙雙成為流動施教團的教師。
對於參加流動施教團的原委，張筠秋在1950年和1982年的兩次回憶中，有看似不同的說法。1950年說：“我這時考取了流動施教團。”1982年7月24日的回憶說：“經李石農介紹，我參加了流動施教團。”
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李石農當時在西塘區乃至海鹽縣城，都是一位活動能力頗強且有一定影響的人物，由他推薦介紹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流動施教團並非民間社團，由國民黨縣政府明令舉辦，雖處非常時期的“戰時”，但仍是“官辦”的性質，且明文公布教師名義上的工資是月薪大米八鬥（在非“戰時”的1936年為月薪一石五鬥）。雖在戰亂中，欲謀取此職的人仍是僧多粥少，所以要經過考核遴選，也是理應走過的步署。
流動施教團的教學，比起“七七事變”前，無大的區別。隻是環境上，要應對日軍的騷滋，有時上課中途就得帶著學生疏散，負責他們的生命安全，情況多時，一天要兩三個來回。
張筠秋在1982年回憶起這段時間的生活時說：“學生有四十餘人，日本鬼子來了，我們就走，日本鬼子走了，我們就繼續辦。當時我們領不到工資，自己貼飯錢，但是幹得很高興。”
張筠秋此時的高興來自兩個方麵，主要是可以繼續當教師教書，為全民族的抗戰也算盡了一點力。另外，西塘鎮是西塘區的中心所在，不比在沈蕩中心小學代課時無人認識，熟人親眷們對她的褒揚，更能使人有一種出人頭地的陶然。
至於“領不到工資，倒貼飯錢”，估計也事出有因。流動施教團因其處在戰時“流動”，管理上比較鬆散是難免的。縣政府的撥發有延宕，還有中間環節的中飽，所以往往使名義上“一月八鬥米”的微薄薪水，到不了張筠秋等教師的手中。無怪乎劉佩貞在1955年還說：“查海寰（時任海鹽縣教育科督導）還冒領我二個月薪水。”
當然不高興的事也是有的。比如，教師張高的糾纏。張高也是張家門人，論起輩分來，算是張筠秋、劉佩貞的氏族堂兄。一是本性使然，二是依仗著妹夫查海寰是縣裏督導的關係，經常在張、劉兩人麵前說些不著邊際的話。張、劉兩人對張高的所作所為早有耳聞，但礙於氏族堂兄和其妹夫督導的幹係，隻得虛與委蛇。但每次張高走後，兩人心裏都如吞咽下蒼蠅般地惡心一陣。
“八一三事變”後四個月，1937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舉國朝野震驚。翌年1月，為檢討國是，蔣介石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包括八路軍主要將領朱德、彭德懷在內的全國高級將領參加。蔣介石在會上表示，雖然南京失陷，但中國政府要繼續抗戰下去。
1938年1月全國軍事上的大事，還有國民政府改組軍事委員會，按照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伐軍的經驗設立政治部，共產黨人周恩來受聘任副部長。周恩來力促郭沫若任政治部所屬第三廳廳長，負責抗日的民眾發動、文化宣傳工作。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第三廳以政府的名義，用其幾乎囊括全國知名文化界人士的強大陣容，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
1938年1月的海鹽，也成立了海寧海鹽聯合會行動委員會，辦事處設在錢塘江南岸的餘姚縣周行鎮。雖隔江而坐，指揮有些鞭長莫及，但對海寧海鹽的民眾仍起到了極大的心理鼓舞效用。深入民眾的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大家一齊來抗日。”
此時滿懷國難家仇的張筠秋，參加流動施教團當個小學教師隻是實現她愛國不當亡國奴的第一步，躁動於她心中的願望是能直接投身到抗日殺敵的行列中去。
浙江省第二行政區政工隊的來到海鹽，為張筠秋提供了這種機遇和契機。
政工隊，是抗戰初期浙江省獨有的青年政治幹部組織。它的建立與時任總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和時任浙江省主席的黃紹竑有關。
保定軍官學校出身的黃紹竑，對繼戴季陶、邵之衝後，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的俊睿倜儻，早已耳聞。而在政界高層廣為傳談，西安事變時蔣介石的一聲慨然喟歎，“為何吾黨中無周恩來？軍中無葉劍英？”，更使他對周心儀不已。黃在1936年的湖北省主席任上，周恩來與他在武漢晤談甚洽。他自1934年12月至1935年12月任浙江省主席後，1937年歲末，黃紹竑再次任浙江省主席的決定正式發表。1938年元旦，卸去在太原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他，到達浙江金華履新。行前，周恩來與黃紹竑在太原晤談，希望黃赴浙履新後，一本團結抗戰的立場，大力支持浙江的抗戰青年文化活動。黃紹竑到浙方一月，於2月9日以省府會議通過《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十條。黃並為此發表講話，說此綱領是“為了安定人心，整刷精神，動員民眾，培養實力，以貫徹中央抗敵自衛的國策，經過審度形勢，再三考慮，親自擬訂的”。這個《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是在中共地下黨影響下起草而成的。當時受到CC係的指摘，說它是中共《十大政治綱領》的抄襲，浙江省報《東南日報》竟拒絕刊登。根據《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自1938年初至9月底，全省共有75個縣政工隊、3個區政工隊和5個省政工隊，幹部和隊員共3000餘人。中共浙江黨組織派遣了大量的黨員和骨幹參加政工隊，並擔任一定的領導工作，使全省絕大部分政工隊成為推動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