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陽城個體戶
合陽城，滿街都是個體戶，不信你到街上走走。是的，個體戶的營業範圍已滲到千家萬戶，我們每天購買的蔬菜、水果、雞鴨魚等，相當一部分是從個體戶手中買的；我們身上穿的衣服、鞋襪，甚至早晨吃的稀飯饅頭米粉，有幾個是在國營或集體正式職工手上購買的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合陽城，每一個家庭甚至每一個人，都離不開個體戶的服務。
據有關部門統計，合陽城現有個體戶1857戶，3003人。他們擁有的登記資金是273．42萬元，戶平1472元。1991年，合陽城個體戶全年營業額1547．6萬元，其中營業收入884．37萬元，直接向國家納稅110萬元。
個體戶，這個改革開放以後產生出來的新名詞已傳遍神州大地，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當理論家們還在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體經濟的模式煞費苦心的時候，個體經濟已經靈巧地飛跑到了遠遠的前麵，回過頭來向理論招手呢！
你看那一城的個體戶，男的，女的，年老的，年少的……
他們手捧“泥飯碗”，從早到晚腳步匆匆，一個個精神抖擻，充滿信心。
這些個體戶究竟是些什麼人？
鞋裝店裏的女“經理”
說她是經理，手下又沒“兵”；說她不是經理，可鞋裝店的經理、會計、出納都是她一人擔任。“我把官都當完了。”她笑著和我們開玩笑。
陳婭，一個二十七歲的姑娘，愛唱愛跳愛穿著打扮，還要強。1981年高中畢業後便招工到重棉四廠端起了“鐵飯碗”，可她不守本分，老是覺得廠裏沒有用武之地，“人生能有幾回搏？”她時常想。
1985年春，陳婭砸破了當初令姐妹們羨慕不已的“鐵飯碗”，在自己家門口擺個小攤攤，做起化妝品生意來。後來又經營皮鞋，生意漸漸擴大，去年初，她籌集資金一萬餘元開起了這間“精品鞋裝”店，並自封為“經理”。
陳婭就這麼走上了一條有風有浪有坎坷的道路。她常常攜帶巨款，隻身到武漢闖廣州風雨兼程，分析市場行情，掌握顧客心理，白天黑夜，幹得風風火火，生活得充實愉快。
“當初辭職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個體戶不穩定，生瘡害病都沒有保障？”我問她。
“想過。”她說，“我認為中國青年最可悲的就是‘穩定’意識。安於現狀，不思進取，怕擔風險，怕競爭，怕吃苦，躺在‘鐵飯碗’裏過安穩日子，永遠也不可能有所作為。”
這麼一位個體戶姑娘，她身上表現出來的開放意識、競爭意識和風險意識，真令我暗地裏吃驚。
“白天我在這店裏當‘經理’，晚上我到街邊去擺地攤，自由自在，一月下來，少說也有幾百元的收入。”陳婭自豪地說，“要是在廠裏，為了漲一級工資，評個職稱什麼的，那個味道才長喲！現在我可以一夜之間跟自己漲幾級甚至幾十級工資，可以在一夜之間使自己拿上中級、甚至高級職稱的待遇。”
是的，由於個體戶這個職業的特點，這些個體青年從一開始就沒有那些“地位”、“身份”、“級別”的概念，天然就少了許多精神上的鎖鏈，當我們許多人還躺在“鐵飯碗”和“終身製”的體製下，為某一級工資，某一級待遇，某一級職稱爭得打架角孽的時候，這些個體青年卻一身輕鬆地生活著。比如這個陳婭，她就認為當經理和擺地攤沒什麼區別，敲鑼賣糖，各管一行罷了。
鄭四娃燙發
隨便到街上走一圈，你都會發現如今理發店之多：“小麗發屋”、“六妹發廊”“戈戈理發”……星羅棋布，令人有種“十步之內必有發屋”之感。仿佛一夜之間，合陽青年全都懂得了革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紛紛走出家門拿起剪子到大街小巷為人民服務去了。
鄭四娃燙發早在８０年代就燙出了名，果真是三十六行行行都能出狀元。那時他每天背著背篼，到街頭巷尾、廠礦學校、農村院壩上門服務。憑他的技術和熱情周到的服務態度，很快便打開了局麵，鄭四娃的名字在合陽一帶漸漸流傳。一年後，他在塔耳門租了間屋，“鄭四娃燙發”這塊醒目的牌子便堂堂正正地掛在了門上。“開始別人說我是個體戶，剪腦殼的，剃頭匠。話語中多少帶著輕蔑，我自己也感到臉紅；現在人們一提起我就肅然起敬，我也感到自豪。”鄭四娃說，“問題不在於你幹什麼，而在你怎麼幹，給人留下什麼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