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怎麼會想到寫《哀牢山剿匪記》這樣一本“不識時務”的小說呢？
答：英雄情結。從小接受太多的革命傳統教育。《雞毛信》、《英雄小八路》、《小兵張嘎》、《董存瑞》、《狼牙山五壯士》、《紅旗飄飄》、《烈火金剛》、《野火春風鬥古城》、《林海雪原》、《紅岩》、《青春之歌》等影片和文學作品少年時代看多了，腦子裏便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就連小孩“打野戰”，也隻願裝扮解放軍和寧死不屈的英雄好漢，天長日久，就有了表達的願望。過去，這種願望隻是一種萌芽，不惑之年後反而變得強烈起來，以致到了不吐不快，食不甘味，臥不安席，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泊的地步。社會文化是多元化的，隻要有人願意看你寫的文章就行了，你不也喜歡嗎？我是一個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者，“革命傳統教育”根深蒂固，那可是我的職責之一。我可不會在功利動機的驅使之下，用喧囂時代的過激行為、言辭或文學作品引起社會注意。另外，我熱愛文學，熱愛的很純粹。至於題材，那是每個人都可以選擇的。
問：英雄情結是一座“火山”，你是怎麼找到了突破口的？
答：不算後來的“紅色之旅”，我曾經有機會三次去過哀牢山李潤富“隴西世族”莊園。第一次是上個世紀的70年代初，部隊野營拉練，我作為玉溪軍分區文藝宣傳隊的戰士，到那兒進行過演出，聽到過當地老百姓“憶苦思甜”的報告，印象很深，留下了一篇日記；第二次是二十多年後的2000年夏天，我參加了由新平縣委縣政府、玉溪市旅遊局、紅塔區文化局聯合組織的雲南作家、新聞媒體“神秘哀牢之旅”新平采；的活動，留下了長篇散文《哀牢山——人類共有的家園》（登載於2000年夏《九龍池》雜誌）、舞蹈詩《跨越時空的對話》（玉溪聶耳少兒藝術團演出；玉溪一小參加全市普通話大賽獲一等獎）和幾首小詩詞，同時也留下了此次同行的老一輩著名軍旅作家彭荊風的鞭策之語：“大山在向我發出召喚，我得回應。我不願這遺憾（老作家還想繼《鹿銜草》之後再寫幾部有關哀牢山的長篇小說）長久困擾著我。”第三次是采風活動後的四個月，那時也是秋季，也是自然之果、汗水莊稼成熟收獲的季節了。我背著軍用挎包，再次進入哀牢山，可這時進行的完全是個人的民間采訪活動了，走的都是“小街小巷”或大山裏深藏的小山小寨了。
這篇小說，是我在個人民間采訪活動結束兩年多以後開始動筆的，因工作的原因，寫得斷斷續續。在去年五四青年節的下午，我感到一種莫名的躁動，不知是年華的流逝，還是自尋煩惱的思想負擔過重，於是看不懂麻將玩不來撲克的我，一個人沿著田間的阡陌縱橫步行八九公裏，到了玉溪九龍池，獨自在林中水池邊徘徊。心平氣定之後，我知道自己該動筆了。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個人，最可怕的就是遺忘——忘掉過去的不幸，忘掉過去的艱難，忘掉過去的被傷害，忘掉過去走過來的曆史。曆史進步，社會發展，我們應該向前看，與時倶進，但向前看，並不意味著過去的曆史不存在，可以任人塗抹，否認那些驚天動地的偉業。否認自己曆史的民族，是一個可悲的民族。“過去”，是一個背景，是一段曆史的進程，可它也是一雙眼睛，離去得越遙遠，它升得越高，它把我們看得越清楚，我們現在的一切，都會在“過去”的審視之下。如何看待曆史和曆史上產生的人物，對於一個民族的現在和未來而言顯得非常重要，因為曆史是一個民族的發展，是一個民族的記憶，如同血液奔流在每個人的血管裏，生生不息，代代相傳。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有句名言：“當過去不再昭示未來時，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而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不說它的行走艱難，至少會陷人集體的無意識，無法麵對未來。因此，我找到了理由，也在哀牢山這兒找到了情感的寄托依據，找到了一種詮釋的方式，找到了一種至少是我認可的“英雄情結”的文學突破口。
問：我們注意到，小說中人物的愛與恨的情感是很分明的，故事情節緊張、曲折、吸引人，描寫手法也很傳統，但不乏人性化的感情陳述，這是否說明你對待生活的一種理解認識或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