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號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它們設在北京的分號不但銀子被劫掠一空，甚至連賬簿也被付之一炬。
沒有賬簿，山西商人就無從知道什麼人在票號裏存過銀子，更無法知道儲戶到底存了多少銀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號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號重新清理賬目之後再做安排，這樣的要求可以說合情合理。因為來取銀子的難民剛剛經曆過京城的兵災，很多人甚至是親眼目睹了票號被劫掠的情況。但是，開中國銀行業之先河的日升昌票號沒有這麼做，以日升昌為首的所有山西票號都沒有這麼做。他們所做的是隻要儲戶拿出存銀的折子，不管銀兩數目多大，票號一律立刻兌現。
山西票號這樣做，無疑是承擔了巨大的風險，麵臨眾人的擠兌，再加上真假難辨，在這種局麵下，票號經營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滅頂之災。
以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號麵臨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膽識讓人讚歎。他們不惜以不計後果的舉措向世人昭示了信義在票號業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義製利的古訓被晉商透徹地理解之後貫徹在實踐當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來山西票號擠兌銀兩的多是王公貴族，他們的行為屬迫不得已，是國難所致。不論時間長短，災難是會過去的。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都不容忽視，為此從長遠看，票號冒一定的風險，有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更多更大的機會。
以後的事實證明，日升昌的判斷是準確的。戰亂過後，當他們在北京的分號重新開業時，不但普通百姓紛紛將積蓄放心大膽地存入票號，甚至朝廷也將大筆的官銀交給票號彙兌、收存。
日升昌為首的山西票號在擠兌風波中，以甘冒風險的代價換來了名利雙收。以義製利的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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