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症患者放棄了他的始發創造性，放棄審美的可能性，放棄他的詩意，放棄他的想像，淹沒他的一切健康的稚氣。而且，這也適用於我們稱之為良好適應的問題，適用於曾被非常細膩地描述為八麵玲瓏的本領，即善於處世，很現實，按常識辦事，成熟，能幹大事。恐怕這些適應的某些方麵也意味著背棄那些對良好適應構成威脅的東西。這是一些與世俗妥協，與常識的需要、與物質、生物和社會現實的需要妥協的動機和努力，它一般是以放棄我們深蘊自我的一部分為代價的。它在我們中不像在上麵說明過的情況中那樣明顯，但恐怕事情正在變得越來越明顯了，我們稱為正常成人適應的東西也越來越意味著背離那些會威脅我們的東西，而威脅我們的東西則是溫柔、幻想、情感“稚氣”。
在馬斯洛對有創造性的人的研究深感興趣（對非創造性的人的研究也同樣），那就是對於所謂的“女人氣”、“女性”或我們直接稱之為“性變態”的任何事物的極端畏懼。假如她是在一種硬性環境中培養起來的，“女子氣”實際上意味著一切有創造性的活動：想像、幻想、色彩、詩、音樂、溫柔、感傷、浪漫，但這些統統都作為危及一個人的陽性形象而被隔離開了，一切被稱為“柔弱”的東西往往會在正常男子的適應中受到壓抑。而許多被冠以柔弱之名的東西，我們知道其實一點也不柔弱。
在討論這些無意識過程時，討論精神分析家稱之為“始發過程”和“次級過程”的概念時，或許對這裏談論的題目有點用處了。在麵對混亂時力求從容鎮定，用理性對待非理性，這雖然是個難題，但我們畢竟己想出了辦法。這些始發過程，這些無意識的認知過程，即感知世界和思維的無意識過程，這些我們所關心的過程，是非常不同於常識法則的，不同於嚴密邏輯，不同於精神分析家稱為“次級過程”的東西。在次級過程中，我們是合邏輯的，明智的，現實的。當“次級過程”和始發過程隔離開時，始發過程和次級過程雙雙受損。
在極端情況下，把邏輯、常識和理性同人格的深蘊層隔離開或完全分割，造成強迫性理智型人，這種類型的人簡直無法在感情世界中生活，不允許自己戀愛，因為愛情是不合邏輯的，他甚至不敢放聲大笑，因為大笑是不合邏輯、不合理和不明智的。當這樣被隔離開，當這個人已經分裂時，你便得到了一種病態的理性，以及病態的始發過程。這些次級過程，弄得分隔開和二歧化，可以被認為主要是畏懼和挫折造成的一種結構，也就是一種防禦、壓抑和控製的係統、一種撫慰的係統所造成的，為了能夠以不便公開的手段和一個使人受挫的、危險的物質世界和社會環境妥協，因為它們是滿足我們需要的惟一源泉，使我們要得到任何滿足都不能不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
這樣一種病態意識，或病態我，或意識我，變得越來越覺察到它所領悟的自然和社會的規律並奉之為生活的金科玉律了。這意味著一種盲目性。強迫型人不僅失去了許多生活樂趣，而且他也變得對他自己的許多方麵在認知上毫無所見，對他人的許多方麵，甚至對自然的許多方麵也同樣看不見了，甚至作為一位科學家，他也會對自然的許多方麵置若罔聞。確實，這樣的人也能做成某些事情，但我們必須首先問，像心理學家總要問到的：那是以怎樣的代價做出的——對他自己而論？其次，我們也還要問，這樣做出的是哪些事情，它們是否值得去做？
馬斯洛曾介紹過一個最典型的強迫症病例——一個有節約癖的人：“他是我從前的一位老教授。他把讀過的所有報紙都按周分別捆好。每周的報紙都用一根小紅線捆上，然後再按月放在一起用一根黃線捆好。他的妻子告訴我，他每天的早飯也是很規律的。星期一是桔子汁，星期二是燕麥粥，星期三是梅脯，等等。如果星期一給他吃梅脯就要鬧一場。他節省舊刀片，把自己所有的舊刀片都攢起來，包裹好，貼上標簽。當第一次進入他的實驗室時，我記得他正給每一件東西貼上標簽，這正是這種人的典型作法。每一件東西都要編組，貼上帶有粘膠的小條作為標記。我記得他不惜花上幾個鍾頭設法在一個小探針上貼標簽。有一次我打開他實驗室裏的一架鋼琴，那裏也有一個標簽，說明它是‘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