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方麵：同步性。
在理想的狀態下，約談者與被約談者之間，言語及非言語所表達的內容，當下的情景與談話內容，時間與情緒等，都應該存在同步性（也就是和諧一致），包括時間與空間的同步性。兩人的語調應該漸漸互相投射，而且說話模式、坐姿，觸碰動作頻率以及表情也會明顯同步。
如果調查員與約談對象不同步時，表現方麵會完全不一致。首先，在座位方麵，兩人的座位會相隔甚遠，彼此說話的態度或者口氣會不同，表情更是截然相反。缺乏同步性是有效溝通的障礙，而有效溝通是說出真話的基本條件。
以簡單的頭部動作為例，約談對象在回答肯定的答案時，應該會隨機出現言語與點頭的額頭動作，缺乏同步性通常會出現口裏說著“不是我做的”，但頭部上下晃動的“言行不一”的現象，好像在說“沒錯，是我做的”。在被問到“這件事你有說謊嗎？”他們的頭上下點動，但口中說的卻是“沒有！”一旦發覺自己出現這種不一致的失誤，他們企圖會改變頭部動作，反而使缺乏同步性的情形更加明顯。
說謊者回答問題的時間會有所延誤，而且在說出“不是我做的”之類的不實說法後，頭部比較少跟著做出強調語氣的否認動作。這種不同步的行為可能代表他在說謊。
另外，不同步的現象還體現在時間、空間與情緒的不一致上。例如，調查員與約談對象說話的內容與當下的事件應該有明顯的同步性。偵訊期間，約談對象如果突然說出驢唇不對馬嘴的題外話，調查員就該對這種不協調產生警覺。雙方談論的內容應該與事件本身有關係，也應與問題相關。如果答案與事件及問題不同步，可能就是哪裏有問題，不然就是這個人在拖延時間捏造事實。
幾年前，我曾經接待過一個報案人，他說他的小孩疑似遭到綁架。我立即詢問事件的緣由，讓我意外的是，他的表現很冷靜，簡單地述說一下，就趕忙問，這件事會對我造成什麼影響嗎？明天的報紙會出現嗎？他冷靜的表現，與這件案子一定不同步。這些問題讓我產生了懷疑。終於，我知道，他所謂的被綁架的孩子是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來的，走失了，才來報案。
我的同事也曾經接待過一個綁架案的報案人，報案者報案之後，吵著要執法人員協助，強調每個細節，同時表情上流露出深深的絕望，迫切地需要幫忙，而且一再重複案情，甚至冒著隱私曝光的危險。這才是綁架案的報案者該有的表現。
事件、時間與空間應該存在同步性，如果發生全車乘客溺水這種重大事情，當事人卻延遲報案，或者是跑到另一個轄區去報案，報案人都應該受到合理懷疑，因為說謊的人不會考慮到事實的呈現與事件之間是否同步。
第四個方麵：認知管理。
違反法律的嫌疑犯為了逃避法律的懲罰，會企圖誤導調查員，在非言語行為方麵，他們會過度、頻繁地打嗬欠，表現出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要不就是四仰八叉地躺在沙發上，伸展手臂占據更多空間，以為他們很自在。
在言語方麵，說謊者會竭盡所能力陳他們的誠實正直，以及不可能參與犯罪行動，盡量讓調查員覺得他們“看起來沒問題”，他們可能會用一些搪塞之詞達到認知管理，比如：“我絕對不可能傷害別人”“說謊有失我的身份”“我從來不說謊”“我絕對不可能做這種事”，其他說法如“坦白說……”“老實說……”“說實在的……”，或者“我從小就被教育要誠實……”，這些都企圖影響你對他們的觀察。
我曾經接觸過一個涉及經濟犯罪的中年女性，在與她約談的過程中，她裝作可憐兮兮的樣子，說了這些話：
我是一名黨和國家培養出來的企業家。在黨的培養、教育下，通過努力學習，逐漸擁有了自己的事業。我從小受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熏陶，心靈深處早已埋下了遵紀守法的理念，我一直恪盡職守，告誡自己要做個好公民，守法、愛國的公民……
後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她牽扯到經濟賄賂中，在審訊她的過程中，她說：
我對不起政府，對不起黨，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
卻始終不願意將問題牽扯到自己的犯罪問題上。
其他形式的認知管理還包括，對方帶著某位舉足輕重的社會人士前來應訊，或是在約談的重要關頭丟出所謂“高級長官”的名字。此外，說謊者可能先喝一點酒或者鎮靜劑，讓自己看起來從容不迫。他們也可能改變衣著或者發型，好能看起來更加真誠，或者是設法讓外表顯得不惹眼。
說謊的人自身會有壓力
剛參加工作時的一件事，讓我記憶猶新：
當時在院校做一些校對之類的工作，因為工作任務比較繁瑣，將班長交給自己的其中一個任務拋在了腦後，等到班長問起的時候，我才想起來。
我擔心被批評，趕緊找理由給自己開脫，理由是：“你沒有讓我做這件事情埃”
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很心虛，眼神遊離不定。
我認為，班長經常給我們安排一些繁瑣的任務，而且，他經常記錯對象，常常是交代小李的任務，過兩天就會讓小張交代結果。
班長立刻沉下臉，說：“從你曖昧和躲閃的眼神中，我已經清楚地看出你的心思。事實上，即使是一個雜亂無章的班長，從你開口的那一刻便已經知道，這注定是一句謊言。”
我已經有些心虛了，但事實似乎不允許我承認錯誤，幹脆繼續掩飾，“你真的沒有交代給我什麼任務。”
說這話的時候，我明顯地感覺到底氣不足。
班長很生氣，說：“看來我已經到了離開的時間了。”
一周後，班長遞交了一份申請，要求調離這個部門。理由是：我不是一個好班長，我讓我的兵學會了撒謊。
必須承認，班長給我上了一堂非常有意義的課。
後來，在美接受培訓期間，教官對我們說：
一個擅長說謊的人，心裏絕對不會輕鬆。隻要你抓住這一點，想套出他的話，太容易了。
謊話連篇的人肯定很累，不說謊話的人則多半會表現得很輕鬆。
心理學家梅奧研究發現，說謊的人為了說謊時能讓對方相信，事先總是前思後想、絞盡了腦汁要自圓其說；說謊之後，又時時小心、處處設防，生怕萬一不小心因說漏了嘴而前後矛盾。即便是一個習慣編織謊言的人，也會有所顧慮，因為害怕被對方識破、揭穿。為此，便總是想方設法將謊言一再掩蓋下去，結果為了掩蓋第一個謊言，不得不連續製造若幹個謊言，給自己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壓力。即便是心理素質再強的嫌疑犯，在重重謊言之下，也會露出破綻。
相反，誠實的人由於平時不說謊言，所以坦坦蕩蕩，心理上沒有額外的壓力，在麵對調查員的詢問時，能夠做到平淡應對。
當然，對於約談對象來說，謊言的種類其實有許多，有些謊言是與案件有關的，比如自己幹了不應該幹的事，案件為自己所有。在懲罰麵前，為了逃避這種恐懼，會選擇撒謊，對調查員謊言以告。而有些謊言則是無奈之舉，比如與案件有關，是案件的證人，擔心受到報複，選擇隱瞞，不如實相告。通常的方法是用“我不知道！”“我沒有見過這個人”來搪塞。
除此之外，很多時候，說謊話是身不由己。比如，在幾十年前的特殊年代裏，那些做地下工作的人，整天生活在謊言中，不但沒人鄙視他們，相反還會從內心深處敬佩他們的膽略與忠心。再者，在兩軍對壘的戰場上，也不可能隨時向敵人實情以告，這是戰爭的需要，所謂“兵不厭詐”。好多時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社會上，絕對沒說過謊的人也許不在多數。
當然，需要強調，對說謊的評價，應視其性質而定。做地下工作的人說謊，是出於正義工作的需要，是幹正事的一種必要的手段，不說謊反而對正義事業不利，他的行為是無可指責的，因為他的心裏無愧無悔，所以他的心理壓力雖然大，但內心卻是坦蕩的；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安全而說謊，雖然也累，但因這種謊言源於自我保護，其目的是關心和愛護自己及親人，口中說的雖然是謊言，但內心有使命感，心理上是健康的。至於那些挖空心思做雞鳴狗盜之事的人，比如違反法律、殺人放火，采取非法手段傷害他人之人，是最慣於說謊的一類人，因為他們的謊言缺乏正義性，又不是源於健康的愛，所以見不得人，心理負擔大、內心不強大、不坦蕩、心理陰暗乃至脆弱。他們麵對調查員、麵對真相時自然不敢說實話，這樣的謊言看似天衣無縫，被隨口而說，但對他們的心理會產生很大的壓力。
不說謊的人因為沒有說謊所帶來的心理壓力，所以內心便輕鬆得多。惡意說謊的人內心既脆弱，心理上也有壓力。善意說謊的人，內心雖然坦蕩無愧，但心理上也會有壓力。
在美國的時候，我曾參與過一樁搶劫案的訊問。當時一名在現場附近持槍的黑人有很大的嫌疑。
在問訊室內，我問他為什麼會出現在現場，他先是說自己和朋友一起逛街，後來又強調是他的叔叔要求他去購買一些健身器材。說完之後，他眼神閃爍。我知道他害怕，害怕謊言被揭穿。我很冷靜地微笑了一下，同時聳了聳肩，這是在告訴他，這些謊話根本騙不了我。
終於，幾分鍾之後，他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在具體的約談過程中，精神狀態正常的約談對象多半會探知疑憂，即害怕謊言被戳破。如果他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情，他不僅要承受犯下罪行的罪惡感，之後更因為遭到約談而產生情緒焦慮。麵對調查員的問話，他必然會衡量到底要繼續說謊來隱瞞事實，還是閃爍其詞，選擇逃避。問題是，他們要怎麼決定呢？他們會在心中暗暗評估調查員辨識謊言的能力。他們如果認為你辨識謊言的能力很高，他們表露的探知疑惑就會越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