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艾森豪威爾曾想提供道義上的領導，確立美國的精神優勢，並向全世界進行宣傳。但在消除美國種族隔離這個重大道德問題上，他沒有仗義執言，表明自己支持“布朗訴托皮卡”一案的判決。這對民權運動和美國的形象造成了難以估算的損害。
在民權方麵，艾森豪威爾不是一個不情不願的領導——因為他根本不是個領導。他隻是希望問題能夠自己解決。在公民自由方麵，麥卡錫及其支持者咎由自取，問題終於不複存在。但美國民眾對於民權的關注明顯少於對公民自由的關注，艾森豪威爾拒絕發揮領導作用，實在是難辭其咎。如果艾森豪威爾總統與沃倫首席大法官能夠聯手，積極支持種族平等和公正，這些長久以來的難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也未可知。但是他沒有采取行動。由於他對問題不加理會，將它留給了後任，結果使得這一問題更加棘手。
艾森豪威爾曾在許多場合說過，他在外交方麵的失敗，就是未能實現和平。當他離任時，冷戰的緊張氣氛、危險和代價都超過了以往。總的來說，這不是他的任務。他曾向蘇聯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開放天空”和其他一些建議，但都被赫魯曉夫拒絕。艾森豪威爾對蘇聯人毫不信任，他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肯定是招致他失敗的原因之一。在兩屆任期內，他一直向克裏姆林宮施加經濟、政治、外交及秘密行動的壓力。這是贏得選票的好辦法，甚至可能有利於在冷戰中取得有限的勝利，但是它對世界和平事業造成了損害。
除了未能實現和平，限製軍備競賽（且不提他的另一個目標——實際裁軍）的任務也遭受失敗。艾森豪威爾在談到軍備競賽的代價、危險與瘋狂之處時，比世界上任何一個領導人都要講得好。但他無法降低軍備競賽的速度，更無法阻止它。在這個問題上，最大的悲劇就是機會的喪失。他本可以與蘇聯達成核禁試協議，但是直至任期的最後幾個月，他寧願冒著風險擴大軍備，而不願試著信任蘇聯。
當他最後終於準備接受在不進行核查的情況下全麵禁止核試驗，進而控製軍備競賽時，不幸發生了U2事件。貼切地說，艾森豪威爾原來本能地要取消鮑爾斯的這次飛行，但是技術專家們堅持說它確有必要。在這方麵，他放棄了自己的常識，而是聽從技術人員的意見。這與他同意生產更多核武器，舉行更多核試驗和建造更多火箭的做法如出一轍。在艾森豪威爾身上會發生這種事，生動地說明了技術在核（導彈）時代中的專製地位。
在中歐和東歐，艾森豪威爾曾想對共產主義發動攻勢。但是他的好戰態度不切實際，沒有產生多大效果，再加上共和黨不負責任地鼓吹在警察國家內實施暴動、爭取解放的主張，最終導致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發生。這將永遠成為艾森豪威爾政績中的汙點。在他的政府中，“擊退敵人”從未付諸實施，因為“堅守陣地”成了人人傳誦的口號。但是政府甚至都沒有做到堅守陣地，因為艾森豪威爾在朝鮮接受了停火，朝鮮由共產黨領導，在越南也是一樣，在古巴還出現了卡斯特羅。
乍看之下，這些失敗構成了足以使艾克身敗名裂的罪狀。艾森豪威爾的批評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艾森豪威爾有一個最大的缺點，那就是他沒有充分發揮他的領導作用。與羅斯福和杜魯門相比，艾森豪威爾不像一個領導人，更像是董事長這類名義上的領導。
對於艾森豪威爾的總統工作，最根本、最有力、最中肯的批評不是指責他做了錯事，而是說他有事不做。他在兩屆任期中對工作大加拖延，在處理種族關係和消除美國種族隔離方麵如此，在處理貧民窟、汙染、稅收、教育、照顧老弱病殘及失業者等問題時也是如此。古德帕斯特曾提醒總統，有時對問題拖而不辦的話，最後它們可能會變得無法處理。如果艾克能夠認真聽取這些警告，今天他會擁有更高的聲譽。如果艾克能夠正視這些問題，它們可能不會變得如此棘手。
艾克喜歡說自己在財政上是保守派，在人事上是個自由主義者。實際上，如果我們能夠考慮到他的出生時間——他是19世紀出生的最後一任總統。在心中，他一直是一個19世紀的保守派，對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大感懷疑。他認為，除了戰時，否則財政赤字不但有罪，而且不道德。對於幫助民眾解決經濟、健康或社會問題的政府計劃，他也同樣感到持同樣的態度。
在許多方麵，他從未走出他的阿比林，擺脫他世紀之交的那段成長經驗。
在外交事務方麵，艾森豪威爾的錯誤在於做事過於猶豫不決。在處理南美及中美洲問題時，這個缺點表現得尤為明顯（他的後任同樣表現得令人失望）。尤其在處理古巴危機時，他既沒有接受卡斯特羅，也沒有設法消滅他。他對殖民時代結束後的非洲，也用了拖而不辦的手段來處理問題。在中東，他對一切持否定意見，對英國、法國和以色列說“不”，但對埃及和阿拉伯人也沒有說“是”。對於東南亞，他同樣采用“拖”字訣，結果遭受了最大的外交挫折。
但我們也可以認為艾克在東南亞取得了重大的外交勝利，因為就是在這個地區，艾森豪威爾展示了他的智慧與勇氣，使美國避免了一場無法取勝的戰爭。
要知道艾森豪威爾的領導才能到底如何，我們可以簡單評估一下他擔任總統取得的成就。首先，他當政的八年中，美國繁榮富足，隻經曆了兩次小小的經濟衰退。用後來的標準來衡量，這十年之中基本實現了沒有人失業，沒有出現通貨膨脹。
確實，無論根據哪個標準（國民生產總值、個人收入和儲蓄、日常購物、汽車購買、資本投資、高速公路建設等）來看，這段時間稱得上是本世紀最好的十年。當然，艾森豪威爾的財政政策，他拒絕減稅或增加國防開支，堅持平衡預算的做法，也在創造這一美好局麵的工作中發揮了部分作用。
在艾森豪威爾的領導下，美國做到了國泰民安——至少與60年代相比如此。1953年，艾森豪威爾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減少政治宣傳與黨派鬥爭。他設法以消極的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而沒有像黨內保守派所希望的那樣去推翻“新政”。在他的領導下，隨著救濟金的增加，享受社會保險的人翻了一番。“新政”的那些管理委員會照舊工作。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用於公共事業的費用實際上要多於羅斯福和杜魯門執政時期。艾森豪威爾的公共工程也沒有一項是勞民傷財的工作——聖勞倫斯航道和州際公路係統對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實際上，艾森豪威爾率領共和黨對民主黨二十年的立法表示了支持，這件事本身就是朝著密切兩黨關係跨出了一大步。
艾森豪威爾對國內和平與安定的貢獻，就是避免他本人卷入黨派之爭。他與南部民主黨人建立了密切的同盟關係，拒絕批評整個民主黨（他攻擊的隻是主張“大肆揮霍”的那幫人），堅持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細心地培養國會中的民主黨領導人。這一切都有助於減少兩黨過度的爭鬥。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時，共和黨正在指責民主黨“二十年的賣國行為”。而民主黨人反過來指責共和黨人是個經濟蕭條黨。當艾森豪威爾卸任時，這類荒唐言論就很少出現了。
1953年，艾森豪威爾還把重振總統的威嚴當成了主要目標。他強烈感覺杜魯門損害了總統的尊嚴。杜魯門是否存在這樣的問題，人們當然各有看法，但我們完全可以說艾森豪威爾維護著國家元首的尊嚴。對此，很少有人能夠提出異議。他的言行舉止的確有總統的風範。
他是一名好管家。他沒有廉價出售國有土地，也沒有對國家自然保護區或國家公園進行商業開發或開礦。他保留並擴大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停止在大氣層核試驗。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如此行事的政治家，因為輻射會給推舉他的民眾帶來危害。
在爭取民權方麵，他覺得自己已經竭盡所能。他最大的貢獻（盡管他對此越來越不滿）就是任命厄爾·沃倫為首席大法官。此外，他結束了美軍、華盛頓特區及所有聯邦部門內的種族隔離，在重建時期倡導並簽署了第一個民權法案。形勢緊迫時，他就會采取果斷行動，1957年他在小石城事件中就是如此行事。雖然這些做法取得的成果有限，但它們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艾森豪威爾自誇，他在沒有引發暴動的情況下取得了這些成果，也沒有把南部白人逼得采取極端行動。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廢除種族隔離行動進展極其緩慢，尤其在各所學校裏的情況令人失望。但他堅信，如果進展太快，將會遭到南部白人更大規模的激烈抵抗。
他的最大成就來自於外交政策以及與國防開支有關的領域。他在朝鮮締造了和平，在接下來的七年半時間中避免引發戰爭，而且幾乎單槍匹馬地延緩了軍備競賽的進度。他駁倒了賽明頓、五角大樓、參聯會和原子能委員會，但沒有人知道，他到底為美國節約了多少金錢。他結束了朝鮮戰爭，雖然其他人曾六七次一致建議出兵，但他仍然拒絕讓美國再次參戰。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挽救了多少生命。
他締造了和平，並且維持了和平。其他人是否也能夠領導美國和平地度過那十年，這一點無從得知，但我們知道，艾森豪威爾做到了這一切。艾森豪威爾曾說：“在我執政時，美國沒有損失一名士兵或一英尺國土。我們保持了和平。人民曾問，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天哪，我想告訴你們，和平絕非可以坐享其成的好事。”
除了維護和平，艾森豪威爾還可以說自己八年任期結束時，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北約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強大。鑒於美國對以色列作出的道義承諾，它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差強人意。除了古巴外，拉美國家仍然對美國很友好。在遠東，美國與韓國、日本和台灣保持著友好關係（中美之間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南越走向獨立的形勢樂觀。
艾森豪威爾最得心應手的工作就是處理危機。1953年，美國與李承晚的危機、同一時期中美在戰俘和停火問題上的危機、1954年奠邊府危機、1955年金馬危機、1956年匈牙利與蘇伊士運河危機、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危機、1958年台灣決議危機、1959年柏林危機、1960年U2飛機事件危機——在處理每次危機時，艾森豪威爾不急不躁，不訴諸戰爭，不增加國防開支，也沒有讓人民擔驚受怕。他低調處理了每個事件，堅持認為自己能找到解決方法，並且最後解決問題。這種表現非同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