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冷戰中，美國為了維持和平與自由，不得不建立巨大的軍事機構，而建立這一機構的代價，就是美國可能成為一個沒有自由的極權國家。艾森豪威爾說：“如今，我們的軍事組織與我的先輩所認識的軍隊已經大有不同……”此外，在二戰之前，美國“並沒有軍火工業”。以前，“美國製造犁鏵的人……也能製造刀劍。”但是，由於冷戰和科技革命，“我們已經被迫建立規模巨大的永久性軍火工業。”
然後，他直接發出警告：“在政府各部門內，我們必須提防軍工複合體有意無意地取得過度的影響。不當權力可能會出現災難性的擴張並存在下去。”決不能允許軍工複合體“危害我們的自由或民主進程。我們不要對此心存僥幸”。
艾森豪威爾接著談到了當時美國麵臨的另一個重大變革，以及這一變革所帶來的危險。孤軍奮戰的發明家已經被“實驗室中和試驗場上的科學家小組”所取代。此外，以前大學是“自由思想與科學發現的源泉”，而今天“由於巨額開支等部分原因，政府合同實際上取代了求知欲”。因此，艾森豪威爾提出了第二個警告。雖然這一告誡在日後不如“軍工聯合體”那樣為人們所牢記，但它具有同樣的預見性。他說：“通過聯邦政府的雇用、項目分配和金錢的力量，對全國學者實施全麵控製，這種情況確有存在。我們要嚴肅對待此事。”
他還發出了另一個告誡：“我們——你和我，以及我們的政府——必須避免……為了我們的舒適與方便而掠奪未來的資源。我們如果將子孫的物質財富抵押出去，就有可能無法為他們留下政治和精神遺產。我們要使民主世代傳承下去……”
他表示了歉意：“裁軍……仍是當務之急……由於這一需要如此急迫，如此明顯，我承認，當我交出這方麵的職責時，確實倍感失望。作為一個目睹戰爭的恐怖與無盡哀傷的人——深知另一場戰爭會徹底摧毀這一經過數千年痛苦而緩慢的曆程才建立起來的文明——我希望今晚自己能夠說，持久的和平已經在望。”但是，他能說的隻是“戰爭已經得到避免。”他在結束時祈求“所有人民能夠一起生活在由相互尊重與友愛的約束力量所保障的和平之中”。
演說受到民眾極其熱烈的歡迎。因此，當艾克第二天上午舉行第193次，也是他以總統身份出席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時，他的心情相當不錯。他認為，交接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他對國會給予的合作給予了讚賞（原文如此！），並祝願肯尼迪“工作順利”。他說，自己最失望的事就是未能達成和平。他解釋了自己的退休狀況，回答了他將對軍工複合體做出何種建議的問題。艾森豪威爾說，每個公民都應了解情況，因為“隻有公民，隻有警惕和了解情況的公民才能阻止這些弊病的出現。”他還說，武器製造商濫用權力與影響“難以察覺，卻又必定出現”。你拿到的每一本雜誌，都會刊登“大力神”、“宇宙神”火箭或其他武器，而這代表“我們的思想受到了潛在的毒害，以為美國唯一的任務是生產武器與導彈。然而我要告訴你們，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羅伯特·斯皮瓦克問，他是否覺得這些年來記者對他比較公平。艾森豪威爾笑容滿麵地答道：“哦，對於你提到的這個問題，我覺得一個記者不能拿總統怎麼樣，對吧？”
威廉·奈頓想知道總統對兩屆任期修正案的意見。艾森豪威爾再次笑著答道：“挺有意思。這次選舉之後，別的共和黨人一直在問我這件事。”等笑聲停下來後，他說，自己認為兩屆任期修正案“可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第二天（1月19日），艾森豪威爾邀請肯尼迪來白宮聽取最後一次情況介紹。艾森豪威爾對肯尼迪講到了帶著提包的人。提包裏裝的是總統與戰略空軍司令部和導彈部隊聯係的通訊設備。艾森豪威爾說，這個人“並不引人注目，將在總統任期內時刻緊跟著他。”為了給肯尼迪示範他可以使用的服務，艾森豪威爾按了一個按鈕，並說：“派一架直升機來。”6分鍾之後，一架直升機降落在橢圓形辦公室外的草坪上。
肯尼迪請艾森豪威爾就“美國支持在古巴進行遊擊戰，即使這樣的支持公開涉及到美國”一事作出判斷。艾森豪威爾答道：“是的”，應當如此行事，因為，“我們不能讓那裏的現政府繼續下去。”他對肯尼迪說，美洲國家組織成員國雖然經常公開談到反對任何消滅卡斯特羅的行動，但私下裏卻要求美國政府“有所作為”。艾森豪威爾討論了比斯爾在危地馬拉搞的活動。他說，這將是“保持沉默”的好時機。（數天之前，《紐約時報》刊登一篇文章，報道了組織和訓練古巴難民的情況。）
接著，艾森豪威爾簡要說明了自己的計劃。他想“找到一個既反對巴蒂斯塔，又反對卡斯特羅的人”來領導流亡政府。艾森豪威爾說，要找到一個滿足所有難民要求的人“非常艱難”。艾森豪威爾說，肯尼迪的“首要任務是尋找這樣的人”。隨後，當難民準軍事部隊進入古巴時，“這次行動就顯得更為合法。”艾森豪威爾又說，目前還沒有具體的入侵計劃。一旦流亡政府成立，計劃就會準備完畢。
肯尼迪問到了美國發動有限戰爭的能力。艾森豪威爾向他保證，美軍的實力足以應付任何情況。接著，他希望肯尼迪減少國防開支，努力實現預算平衡（後來，艾森豪威爾說，“我認為當選總統似乎對此並無多大興趣”）。艾森豪威爾又回到古巴問題上來。他告訴肯尼迪，他“有盡力而為的責任”。為肯尼迪做記錄的克拉克·克利福德看不出艾森豪威爾有任何“猶豫或遲疑”。
總統就職日終於來臨。艾森豪威爾帶著些許不情願讓出了總統職位。1月20日前幾天，亨利·裏斯頓來到橢圓形辦公室，遞交國家目標委員會的一份報告。這是艾森豪威爾一年前指定要的。由於美國即將實施“新邊疆”政策，這份報告早已成了任何人都不感興趣的過時之作。但是這份文件必須收下，並且拍照留念。
1月20日上午，約翰·艾森豪威爾想起了白宮裏的“怪異”氣氛。前天晚上下了大雪，許多工作人員被迫在地下室過了一夜。國防部長蓋茨向艾森豪威爾保證，他會派所有陸軍士兵去鏟雪，確保就職典禮能夠順利進行。艾森豪威爾整個上午的大部分時間都靠著空空的保險箱，與安·懷特曼回憶往事。仆傭們排好了隊，艾森豪威爾和瑪米從隊列前走過，與他們一一道別。許多人臉上淚水縱橫。肯尼迪一家、約翰遜一家和民主黨“一小批陪同人員”來做簡短的拜會，喝一杯咖啡。
中午時分，在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麵前，當時年齡最大的總統讓位給最年輕的總統。儀式結束後，當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肯尼迪一家上時，艾森豪威爾一家通過側門悄然退下。驅車前往“F街俱樂部”。劉易斯·施特勞斯在那裏宴請內閣成員和艾森豪威爾的好友們。然後，他們沿著熟悉的道路動身前往葛底斯堡，返回農場。
肯尼迪作出了沒有先例的特殊安排，艾森豪威爾兩周內還要繼續由特工理查德·弗洛爾擔任貼身保鏢。不然的話，他真的是完全自由了。當他們到達農場時，艾克跳出汽車去開大門。在過去二十年中，他的飲食起居幾乎都由他人照料。他從未自己擦過鞋，從來沒有去過洗衣房、理發店、布店和零售店。
有許多事情，艾克不知道怎樣做才好。比如，他不知道在高速公路自動收費車道要交過路費，忘記了如何打字，也不知道怎麼調冰桔子汁或調整電視的畫麵。
艾克甚至不知道如何打電話。過去二十年中，每次他要打電話時，就會吩咐秘書給他接通線路。他最後一次自己打電話是在1941年底。當時他把自己想要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接線員。1月20日晚上，他拿起話筒給兒子打電話。他報了一下電話號碼，但是隻聽到另一端的嗡嗡聲。他大聲叫接線路，把通話鍵按了數十下，像撥保險箱號碼那樣試了一次，又吼了起來，最後啪地放下了話筒。
他滿臉通紅，沮喪地叫來了弗洛爾特工。“來，讓我看看你怎樣使用這鬼東西。”弗洛爾做了一下示範。“啊，原來你這樣做！”興高采烈的艾克叫了起來，對滴滴答答轉動的撥號盤非常感興趣。
即使他不得不親自打電話，親自出去開大門，或者考慮如何旅行，他非常喜歡這一切，因為他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在生活。他為國家工作了整整半個世紀之後，這個國家終於允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退休。他獲得了自由。
任何企圖評價艾森豪威爾總統八年政績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反映評估者的主觀看法，而不完全是與艾森豪威爾有關的客觀事實。要進行評價，就要求對艾森豪威爾處理當時重大問題的決定作出判斷，而每個問題都是有爭議的政治性議題。此外，20世紀50年代所有重大問題及大部分次要問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繼續分裂著美國的政黨與人民。因此，評價艾森豪威爾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正確與否，免不了體現作者對當前政治的見解與偏見。
因此，威廉·埃瓦爾德在《艾森豪威爾總統》一書中如此總結：“原本許多可能發生的可怕的事沒有發生。艾森豪威爾總統給美國帶來了美好的八年——我相信這是記憶中最美好的時光。”沒有戰爭，沒有騷亂，沒有通貨膨脹——隻有和平與繁榮。多數白人中產階級和中年共和黨人都會衷心同意埃瓦爾德的觀點。但是，一位美國黑人會指出，在那些沒有發生的事情中，就包括民權的進步和廢除學校內的種族隔離製度。關注冷戰與核軍備競賽的人會說，政府在緩和緊張局勢或達成裁軍方麵沒有取得進展。
再次強調一下，某人說艾森豪威爾在某個問題上是錯還是對，其實不過表明了他個人的政治立場。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審視他在白宮的八年，根據他執政期間完成任務與目標的狀況作出評估。
按那個標準來看，艾森豪威爾政府在內政與外交方麵有許多令人失望之處。艾森豪威爾想把共和黨保守派帶入現代世界與美國政治的主流，從而實現共和黨的團結。此外，他還想在黨內培養一些富有朝氣、值得信賴、廣受歡迎的年輕領袖。但1964年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顯示，這兩個目標他一個都未能實現。當時，控製共和黨的保守派推舉了一名候選人，製定了會使沃倫·哈丁和威廉·麥金萊感到高興的黨綱。
艾森豪威爾希望看到麥卡錫從美國的社會生活中消失，並且希望這件事不會破壞美國在公民自由問題方麵的聲譽與影響。但是由於他對待麥卡錫問題的謹小慎微、猶豫不決，不但沒有為總統的聲譽帶來什麼好處，反而造成了極大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