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對艾森豪威爾來說，1960年是個多事之秋，是他執政期間最不順利的一年。他犯了一係列錯誤，尤其是未能成功地對付赫魯曉夫及卡斯特羅。這些失誤的原因，在於他凡事秘而不宣和對中情局的過度信任。他曾希望自己離任時，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能夠建立起初步的信任，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力量受到遏製，柏林局勢穩定，裁軍談判開始進行。但這些原本就自相矛盾的目標正是他難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一方麵，艾森豪威爾想以和平共處的設想來說服赫魯曉夫和美國人民；另一方麵，他卻千方百計要除掉卡斯特羅。他願意為了裁軍而承受很大的風險，卻又不願意冒險與拉丁美洲發展新的關係，特別是與卡斯特羅及古巴搞好關係，結果裁軍的努力大受影響。
有些力量超出了艾森豪威爾的控製，這也是他在1960年受挫的原因。在他全力追求和平時，他的政治夥伴們關心的卻是總統選舉。在冷戰時期，總統選舉的特點就是每一方都會承諾對共產黨采取強硬政策，以此來壓倒對方（1952年，艾森豪威爾也曾用此話題來攻擊民主黨）。強硬態度的表現方式，主要就是增加對軍備的投入。使艾森豪威爾厭惡的是，兩黨候選人都承諾這麼做。新聞界更願意看到和平共處中的危險，而不願展望和平。中情局、原子能委員會、參聯會和國防部中的實權人物，以及軍火供應商，都強烈反對和平出現突破性進展，他們勾結起來破壞艾森豪威爾的構想。盡管艾森豪威爾作出了努力，但1960年年底的冷戰比年初時更加危險，氣氛更加緊張。
【1960年：過高的期望與可悲的現實】
1960年1月，艾森豪威爾及其顧問決心對古巴采取行動。卡斯特羅前所未有地大量批評美國，沒收美國所有的財產。但是，對付卡斯特羅仍然麵臨許多難題。卡斯特羅在政治上非常機智靈活。他從拉丁美洲的角度來批評美國，而沒有采用共產黨的方式。他設法使上千萬拉美民眾相信，美國將他與共產黨聯係在一起，隻不過是美國佬把拉美所有改革派都說成是共產黨的老把戲。他在拉美民眾中廣受擁戴，甚至在美國的自由派人士中也有一定影響。這些人認為，美國應當與古巴新政府合作，而不是與之對抗。拉美的統治者們私下裏告訴艾森豪威爾，他們希望美國能設法除掉卡斯特羅。但是他們不願通過個人身份，或通過美洲國家組織，站出來反對卡斯特羅。
早在1954年，美洲國家組織就通過《加拉拉斯宣言》表示，反對共產黨入侵新大陸。困難在於如何證明卡斯特羅是共產黨。美國政府無法向美洲國家組織證明卡斯特羅是共產黨，因為它自己也缺乏可靠的證據。國務卿赫脫在1960年3月報告，“（由中情局準備的）最新國家情報評估並未發現古巴已在共產黨控製或統治之下……”
赫脫還說，由於卡斯特羅的動向並不確定，在佛羅裏達的反卡斯特羅難民無法形成反對勢力。有些人希望巴蒂斯塔能夠複辟，其他的人則想除去菲德爾，但沒有人願意齊心協力組建流亡政府。赫脫發出警告，在能夠擔負責任的反對派領導人準備好接管政權之前，不可將卡斯特羅逐出古巴，否則統治古巴的人有可能比卡斯特羅更壞。
1月25日，既沮喪又憤怒的艾森豪威爾總統說道，“卡斯特羅看起來像個瘋子。”他表示，如果美洲國家組織不願出力除掉卡斯特羅，美國將自己動手，例如對古巴實施封鎖。
為了解決古巴問題，艾森豪威爾轉而向中情局尋求對策。2月，艾克把艾倫·杜勒斯請到橢圓形辦公室來討論卡斯特羅的問題。杜勒斯帶來了一些U2飛機拍攝的一個古巴糖廠的照片，還有中情局對它實施破壞的計劃。艾森豪威爾對這樣的小打小鬧嗤之以鼻，認為古巴能很快恢複過來。他告訴杜勒斯，中情局必須提出更好的辦法。他讓杜勒斯回去和他手下好好研究一下，想出“計劃”後再來找他。
隨後，中情局開始實施一係列刺殺卡斯特羅的行動。有些計劃非常愚蠢，例如雇用黑幫分子來槍殺卡斯特羅，往卡斯特羅的雪茄或咖啡中投毒，或是在卡斯特羅最喜歡的潛泳區放置安有爆炸裝置的奇妙貝殼。這些計劃無一成功。
艾森豪威爾是否知道這些暗殺企圖，是否是他下的命令，這無從知曉。本書作者沒有看到任何文件證據將艾森豪威爾與這些暗殺企圖聯係在一起。可能他口頭上或私下裏向杜勒斯下達了這樣的命令，但如有此事，這種行為與他的性格不符。再者，艾森豪威爾本人曾對中情局表示，在流亡政府成立之前，他不想除掉卡斯特羅，因為他擔心，如果倉促實施刺殺，接替卡斯特羅的人將是勞爾·卡斯特羅或切·格瓦拉。在他看來，這兩人比菲德爾更糟糕。
至於艾森豪威爾批準過什麼，文獻中有明確記載。3月17日，他接見了杜勒斯與理查德·比斯爾——後者是由杜勒斯指定，負責製定古巴“計劃”的中情局特工。艾森豪威爾批準了比斯爾遞交的計劃。這一計劃由四部分組成：（1）創建一個“負責與統一的”古巴流亡政府；（2）“發動強大的宣傳攻勢”；（3）“在古巴發展秘密的情報與行動組織”，“響應”流亡政府的指示；（4）“在古巴境外成立一支準軍事力量，以便未來展開遊擊戰。”艾森豪威爾表示，他對這四個方法都感到滿意，但強調了比斯爾的第一步行動，那就是找到一位流亡的古巴領導人，讓他來組織一個美國可以承認的，能夠指揮準軍事力量開展秘密行動的政府。
1960年初，艾森豪威爾主要考慮的是他退休的事情，以及即將到來的首腦會議。他非常希望美蘇能夠開始真正意義上的裁軍。但美國其他政治家都為了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而各有打算。艾森豪威爾冷眼旁觀民主黨內爭奪提名的鬥爭，但在私底下他對肯尼迪多次提到“導彈差距”和誇誇其談的做法表示過憤怒與不滿。
同樣，艾森豪威爾也不參與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前舉行的各種活動。1960年初，洛克菲勒還是一名候選人。這使共和黨人倍感振奮，但艾森豪威爾卻不滿意。他一直認為洛克菲勒並沒有當總統的智慧與人品。但他曾給洛克菲勒寫過一封長信，主要內容就是請後者堅持中間道路。但他反對洛克菲勒在紐約州搞赤字財政，反對後者要求增加國防開支的做法，所以他絕不可能支持洛克菲勒競選總統。如此一來，他中意的隻有尼克鬆一人。但對於尼克鬆這個唯一有獲勝希望的候選人，他也不滿意。但他沒有其他可以支持的人。
但是，他要等到共和黨人在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名尼克鬆參選之後，才表態支持他。在洛克菲勒退出競選後，馬文·阿羅史密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問艾森豪威爾，他現在是否還是不支持尼克鬆。艾森豪威爾拒絕回答，認為“有許多共和黨人，許多有名的大人物能夠符合這一要求……”不肯直接表態支持尼克鬆。
他沒有任憑尼克鬆獲得提名。他試圖說服羅伯特·安德森成為候選人。當他的努力失敗後，他請奧維塔·霍比將得克薩斯州的共和黨人組織起來，支持安德森參選。如果這也沒有成功，他建議霍比親自出馬。他還想讓阿爾·格倫瑟參選。這些努力均告失敗。沒有人想與尼克鬆較量，他在黨組織內的力量實在太強大了。
艾森豪威爾反對洛克菲勒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這位紐約州州長對於國防開支的觀點與肯尼迪如出一轍。洛克菲勒采納民主黨在國防上的立場（立即增加對所有武器的投入）使艾森豪威爾大感惱怒，民主黨利用此事展開黨派鬥爭也讓他非常反感。艾森豪威爾在1月13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有人暗示我從黨派的立場出發來處理整個國防事務，我認為這並非出於善意。”他義正辭嚴地指出，在國防問題上，“我付出了畢生精力。在這方麵，我應該比其他人懂得多。”簡而言之，他希望人民“信任艾克”，不去理會民主黨的批評。
在與共和黨人的私下會麵中，艾森豪威爾對民主黨候選人大加抨擊。他說到了肯尼迪、賽明頓及其他人，“他們大搞數字遊戲，恐嚇民眾，來逃避謀殺的罪責。”總統問：“批評家們到底想要多大的威懾力量。他們是不是想製造更多的‘大力神’導彈放在倉庫裏？這是不合理的。”
空軍是國會民主黨人的寵兒，而空軍的主要計劃就是B-70轟炸機。艾森豪威爾對這一計劃毫無好感。2月，基斯塔科夫斯基向他遞交了一份關於B-70轟炸機的長篇備忘錄，“粗略地說，不清楚B-70能否完成彈道導彈無法完成的工作——而且做到費用較低，耗時較少。”總統決定取消B-70計劃。空軍參謀長懷特將軍在國會作證，稱B-70對國防“至關重要”。憤怒的艾森豪威爾打電話給國防部長蓋茨。據懷特曼記錄，“總統說，從‘公平施政’和‘新政’以來，三軍高級將領已無紀律可言。他對此深感痛心。每個人都似乎覺得他有義務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堅持認為，一旦三軍統帥作出決定，每個軍官都有義務支持這一決定。艾森豪威爾對共和黨領袖們抱怨道：“五角大樓那些家夥認為，他們負有某些我不能理解的責任。”他又說：“我很不願意使用這個說法，但這種行徑簡直就是叛國。”
在削減國防開支方麵，艾森豪威爾實際上是在孤軍奮戰。參聯會不願支持他，新任國防部長湯姆·蓋茨和原子能委員會主席麥科恩也是如此。共和黨領袖們也不讚同。他們試圖說服他，認為參聯會發表他們的觀點並沒有違反紀律。此外，白宮的新聞記者們也沒有一人站在他的一邊。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聽到的問題毫無例外都帶有敵意：為什麼美國不多做些事？我們何時能趕上蘇聯？總統不擔心美國的首次核打擊嗎？總統堅持穩健的財政政策不會危害國家安全嗎？
憑借強大的意誌力，艾森豪威爾冷靜、耐心地回答了所有問題。他堅持說，美蘇之間並不存在導彈差距；在太空競賽中，美國的聲望並沒有危在旦夕，沒有必要感到害怕。他引用曆史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說：“就在三四年前，所謂的轟炸機差距引起了一陣喧囂。”為了建造美國新型轟炸機，國會撥款數額比艾森豪威爾所要求的數目多了近十億美元，但是“然後的情報調查顯示，這種估計並不正確。蘇聯不但沒有加快生產轟炸機，反而減少或完全停止生產飛機”。
艾森豪威爾還試圖運用邏輯來說服他人。2月3日，記者梅裏曼·史密斯問道：“你是否有趕超蘇聯的緊迫感？”艾森豪威爾答道：“我一直對這種你追我趕的事情有些好奇。你要求的，無非是足夠的威懾力。一旦威懾力量達到完全足夠的程度時，它就不會有多餘的力量來迫使別人來重視你的威懾。”但羅蘭·埃文斯反駁說，空軍堅持認為，除非B-52轟炸機升空實施全麵警戒，“否則我們重型轟炸機的威懾就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艾森豪威爾的回答簡短而尖銳，“這些將領中，有太多的人喜歡胡思亂想。”
但艾森豪威爾的最好武器，不是曆史事實或邏輯，而是其個人聲望。民主黨人指責他“滿足於提醒人們我們在世界事務上所麵臨的危險”，並說艾森豪威爾堅持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會影響“研製我們可能需要的某些武器”。查爾斯·舒特請總統對此發表看法。艾森豪威爾愣了一下，滿臉通紅地盯著舒特，然後答道：“如果任何人——任何人——認為我曾有意誤導美國人民。我會當著他的麵，說出我對他的看法。我認為這種指責非常卑鄙。我從來沒有用它來指責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然後他又說：“我相信，我們在國防上要適可而止，不應亂花一分錢。”最後，他還作出保證：“我們的國防不但堅固，而且令人生畏，受到其他各國的尊重。”
艾森豪威爾的基本立場就是美蘇不存在導彈差距。但是不透露U2偵察機的飛行，不展示照片證明蘇聯人並沒有在拚命製造洲際彈道導彈，這一立場缺乏事實根據。但艾森豪威爾極其注意這些偵察飛行的保密工作，擔心由此引發蘇聯的抗議，所以他堅持將U2飛機列為絕密（在白宮內，隻有他、戈登·格雷、古德帕斯特和約翰·艾森豪威爾知道這一計劃）。因此，當《紐約時報》根據秘密來源刊登了一篇泄密的報道，暗示美國知道蘇聯在中亞圖拉丹的導彈研發情況，艾森豪威爾“勃然大怒”。基斯佳科夫斯基寫道：“總統極其憤怒，一直說這些人對美國不忠誠。在他看來，約瑟夫·艾爾索普是全世界最卑鄙下賤的人……”
到了1960年初，艾森豪威爾製定了核禁試條約，隨後美國還將實行部分裁軍。這是他總統任內的主要目標，也是他一生的追求。這將是他半個世紀以來擔任公職的最高成就，是他最偉大的紀念碑，也是他送給國家的最持久的最後一份禮物。為此，他想向蘇聯人提出一項他認為很有可能在首腦會議上被赫魯曉夫接受的建議。2月11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願意接受核禁試條約，停止在大氣層、海洋及外層空間進行核試驗，也不再進行“能被監測到的”地下核試驗。
3月19日，蘇聯的確對艾森豪威爾的建議作出了積極回應。如果美國同意暫停低當量的地下核試驗，蘇聯願意接受全部建議。如此一來，蘇聯人作出了相當大的讓步——中止一切大氣層、水下核試和大型地下核試，並且接受核查。這意味著蘇聯將對美國核查小組開放邊界。他們所要求的全部條件，就是美國能夠恪守信用，自覺停止小型地下核試驗。
3月29日，艾森豪威爾發表聲明，簡要表明了自己接受蘇方這一要求。在第二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說：“我們應當努力阻止你們所說的（核）俱樂部的擴大。現在已經有四個國家加入了核俱樂部（法國在當年2月爆炸了它的第一枚原子彈）。這件事不但開銷極大，而且最後還會變得無比地危險……”艾森豪威爾還說：“一切跡象表明，蘇聯確實想達成某種程度的裁軍。他們想停止核試驗。我覺得他們確有這方麵的想法。”
一個月之後舉行的另一場記者招待會上，艾森豪威爾宣布：他、戴高樂和麥克米倫一致同意，巴黎首腦會議的首要議題應當是裁軍，而不是柏林或德國問題。勞倫斯·伯德問，裁軍對美國而言是否意味著經濟衰退。艾森豪威爾解釋為什麼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我們目前正在為修建學校和……公路等事情籌集資金。在這個國家中，有許多值得做的事情。我覺得，我們現在沒必要將錢用在這些毫無成效的、消極的軍火工業上，而是應該將它用到某些有積極意義的事業中去。”
艾森豪威爾準備前往巴黎協商一項真正的協定。在冷戰中，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機遇。美國總統準備在核試驗這個最關鍵，也是最危險的問題上信任蘇聯。他得到了戴高樂和麥克米倫的支持，而種種跡象表明，赫魯曉夫似乎真誠地希望實現裁軍。但是，實權派人士決心阻止這一進程。
首先是政界人士發難。控製國會原子能聯合委員會的民主黨人就這一提案舉行了聽證會。特勒博士及其他許多人作證說，蘇聯將實施欺騙，提到的核查係統能力不足，整件事情對美國的安全利益而言是場災難。據說約翰·麥科恩就是此次聽證會的主要策劃人。他告訴基斯佳科夫斯基，美國提出的核禁試是“一場國家危機”，這可以迫使他“辭職”。阿瑟·克羅克認為，民主黨人舉行這種大肆宣傳的聽證會，目的就是搶先對艾森豪威爾準備爭取的任何條約提出質疑，從而在11月份的選舉中剝奪共和黨人在和平問題上的發言權。艾森豪威爾自己也認為：“那個可惡的聯合委員會一定會想方設法來為難我。”
其次，就是來自軍方的阻力。五角大樓不僅不想禁止核試驗，反而想繼續進行試驗，並且大幅度增加洲際彈道導彈數量。在4月1日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上，艾森豪威爾就導彈數量增加速度對國防部人士提出了“尖銳的問題”。這些人的回答是，他們準備每年生產400枚導彈。據基斯佳科夫斯基說，艾森豪威爾“滿臉厭惡地說道，‘為什麼我們不歇斯底裏一點，幹脆計劃一支擁有一萬枚導彈的力量。’”
第三，就是科學家。特勒、原子能委員會的科學家們及其朋友，都決心繼續進行試驗。他們的辦法就是實施“和平”爆炸。他們響應艾森豪威爾利用原子能為人類福祉服務的偉大願望，提出了各種提案。特勒在4月26日的內閣會議上說，他想挖一條橫貫墨西哥的隧道和一條與巴拿馬運河平行的隧道；在阿拉斯加北部炸出一個帶有短程航道和換向船塢的港口；想通過引爆一枚核彈的辦法在地下洞穴中儲存熱量，然後利用其能量；他認為原子爆能夠在露天采礦中大顯神威。他說，隻要有機會，他能從沙子中榨出油來。隻要他得到進行試驗的許可，所有這些美好的前景都會變成現實。國防部長蓋茨問他，這些實驗對武器的研製有什麼好處，特勒向他保證，這一切肯定會使他們大有收獲。他還說：“我們能非常安全地避開已提出的核禁試……它可以輕鬆避開。”
第四，情報界。中情局及其他情報搜集部門都強烈反對任何沒有監督的核禁試，並堅持說，飛越蘇聯上空的U2飛行應繼續進行，甚至要進一步擴展。他們關心偵察範圍之外的“空白區域”。在2月2日是以國外情報活動谘詢委員會會晤時，杜利特爾將軍要求艾森豪威爾盡可能利用U2的高空偵察。據古德帕斯特記載，艾森豪威爾“指出，這種決定是最能考驗總統的問題之一”。他又說，赫魯曉夫曾在戴維營向他概述了蘇聯的導彈能力，而“我（從U2高空偵察中）看到的每一份情報，都證實了赫魯曉夫告訴我的情況”。
盡管有這樣的基本認識，艾森豪威爾還是批準了額外的飛行，但是限定每月偵察一次。情報界人士一般認為，即使蘇聯擊落一架U2飛機，他們也絕不會承認。因為倘若承認，他們就不得不承認這些偵察已經進行了數年時間，承認他們對此無能為力。這種邏輯是有問題的，但是美國急於得到更多的偵察照片。3月下旬，理查德·比斯爾向艾森豪威爾解釋了為什麼中情局認為蘇聯人可能正在建設新的導彈發射場，而與此同時，約翰·艾森豪威爾和古德帕斯特則在一幅巨大的蘇聯地圖上給總統標出了計劃中的飛行路線。
艾森豪威爾放棄了他個人的反對意見，批準U2實施一次飛行。飛機在4月9日實施偵察。蘇聯人通過雷達對U2實施跟蹤，並多次試圖用薩姆地對空導彈擊落飛機，但飛行取得了成功。照片顯示，蘇聯並沒有建造新的導彈發射場。4月上旬，比斯爾申請U2再進行一次飛行。艾森豪威爾批準他在接下來兩個星期內的任何一天實施這次飛行。但是接下來的14天時間中，蘇聯上空布滿了雲層，而U2需要幾乎是完全晴朗的天氣來拍攝照片。
由於天氣一直沒有好轉，比斯爾申請飛行延期。艾森豪威爾讓古德帕斯特打電話給比斯爾，通知他飛行延長一個星期。
5月1日，天氣好轉。當天早晨在土耳其的阿達納機場，由中情局雇用的年輕飛行員弗朗西斯·鮑爾斯駕機飛往挪威的博德。他的飛行路線橫貫整個蘇聯。
與此同時，艾森豪威爾正在為首腦會議作準備。三四月間，他在白宮會見了戴高樂和阿登納，征得了他們的同意，準備將裁軍作為巴黎會談的主要議題。他表示，打算在核禁試條約之後提出“開放天空”的新做法，那就是建議美蘇進行不間斷空中核查，而此行動不與任何裁軍問題掛鉤，並且隻在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等特選地區進行。艾森豪威爾對此滿懷希望。作為全世界的領袖人物，他想作出最後的努力，在軍備競賽中取得突破。這種個人願意遠勝以往。與福斯特·杜勒斯相比，國務卿赫脫對待蘇聯的態度，明顯要更溫和。艾森豪威爾的一位科學顧問向他保證，核禁試不僅能加強美國在道義上的地位，而且也能增強它的戰略地位。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不再像早些時候的布雷德利和雷德福那樣，是他的同輩，而是經曆過二戰、資曆相對較淺的軍官。他們不可能對他產生影響。麥克米倫想要核禁試；戴高樂要的是和平；赫魯曉夫希望達成協議；艾森豪威爾準備冒險作出妥協。在首腦會議前夕，氣氛好得無以複加。
5月1日下午，離艾森豪威爾按計劃飛往巴黎之前兩星期，古德帕斯特打電話告訴總統：“我們的一架偵察機按計劃離開土耳其阿達納基地飛行後逾期未歸，可能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