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經曆1958年的失望與沮喪之後，艾森豪威爾發揮了一個優秀管理者的所有本能，召集、指揮並領導著自己的部下。不久，專欄作家們都在討論一個“新的”艾森豪威爾，一個比以往更加鋒芒畢露的艾森豪威爾。
與以往相比，他這個“新的”艾森豪威爾對於蘇聯顯然更為友好，更願意從蘇聯的角度思考來看待問題，更願意承受某些風險來達成核禁試的第一步，也更願意考慮首腦會談。部分觀察家認為，之所以有這種變化，是因為福斯特·杜勒斯當時不在艾克身邊。但這種說法最多隻能算是部分正確。1959年2月杜勒斯休假期間，數個因素的聚集推動了艾森豪威爾出席首腦會議，並促使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蘇聯的態度。
首先，1958年11月4日之後，艾森豪威爾完成了最後一場選舉。下一場選舉屬於尼克鬆。這使尼克鬆處於一個尷尬境地，因為他不得不同時忠誠於政府、懇求者和自己的部下這三派力量。這也使艾森豪威爾感到擔心，因為他意識到，兩年之後就要將總統職務交給尼克鬆——或在更糟糕的情況下，交給民主黨人。艾森豪威爾猜測，如果反對黨執政，他們就會大幅提升國防開支，在社會計劃方麵實行減稅。這一切使他擔心不已。
對於接替自己的尼克鬆，他也並不感到樂觀。過去六年中，兩人關係冷淡，艾森豪威爾一直對尼克鬆態度曖昧。他並沒有懷疑尼克鬆的忠誠、誠實或能力，但他為後者的野心而擔心。6月11日，懷特曼在日記中寫道，艾森豪威爾與尼克鬆共進早餐。副總統問總統，他是否帶自己的朋友——都是有可能成為捐款人的富豪——在海軍遊艇上過個周末，並在匡蒂科打打高爾夫球。以不混淆政治與社交（事實當然並非如此）而自豪的艾森豪威爾斷然加以拒絕。總統後來告訴懷特曼：“人有政治野心時很可怕。”
【重生】
兩人關係中的另一個問題，是尼克鬆想多工作，多在公眾麵前露麵，承擔更多的職責，但艾森豪威爾就是不讓他更多的表現機會。但是，真正使兩者無法建立親密關係的原因，是他們關心的事各不相同。尼克鬆必須將全部注意力與精力放在1960年選舉上；而艾森豪威爾不得不全力完成最後兩年的工作。諷刺之處在於，尼克鬆由於選舉在即，不得不盡快作出決定，而艾森豪威爾由於即將卸任，凡事盡可以從長計議。尼克鬆的目標就是選票，艾森豪威爾的目標是和平、核禁試、裁軍與和解。
1958年11月10日，赫魯曉夫宣布有意盡早與東德簽訂和平協議。赫魯曉夫稱，這一行動將中止盟國在西柏林的權利。而艾森豪威爾認為，這麼做毫無影響，因為盟國駐守柏林的權利來自於戰時的雅爾塔協定，與不被盟國承認的東德毫不相幹。
赫魯曉夫將1959年5月27日設為最後期限。如果盟國不同意在那天之前通過談判從柏林撤軍，他將與東盟簽訂條約，那時盟國不得不動用武力進入西柏林，因為他們沒有與東德簽訂條約。
艾森豪威爾認定赫魯曉夫正在虛言恫嚇，並認為，如果盟國態度強硬，他就會讓步。
但是當艾克低調處理此事時，美國極度誇大了當時麵臨的危險。民主黨人在賽明頓和肯尼迪參議員的領導下，與參聯會一起要求大幅增加對新武器的投入，擴充美軍。要求提高軍費的壓力不僅來自賽明頓和參聯會。在五角大樓宣傳機器、軍火工業、民主黨人和專欄專家們堅持不懈地影響下，全國民眾普遍認為艾森豪威爾對柏林危機反應不力。
全國民眾的情緒已經按捺不住了，至少國會和媒體有如此表現。人們想要再次行動起來，在冷戰中采取攻勢，變被動反應為主動出擊。許多人渴望殺入柏林，教訓一下蘇聯。
但艾森豪威爾卻認為，這種好戰態度基本上是人為製造的，策劃者就是要求製造更多導彈、轟炸機及其他武器的那些人。看了波音和麥道公司刊登的廣告之外，艾森豪威爾說道：“你開始認識到，這件事並不全是為了保衛國家，而是為了讓某些早已有錢有勢的人賺更多的錢。”艾森豪威爾還認為：“這看上去主要是政治上的歇斯底裏。”
但是不管這一切是不是人為製造的，必須采取進一步行動的普遍看法深入人心。正如艾森豪威爾擔心的那樣，人們已經感到害怕。而他們害怕時，他們的本能反應就是加強自己的軍隊。雖然他們信任艾克，但他的政策把他們搞糊塗了。他聲稱在柏林問題上絕不讓步，但同時卻又宣布要裁軍五萬。
隨著赫魯曉夫5月27日最後期限的臨近，戰爭恐懼的狂熱開始席卷全國。這使人聯想到1954和1955年在遠東問題上出現的反應。不過，這次情況更為嚴重，因為這一次是美蘇直接對抗，而核武器從1954年以來數量翻了兩番以上。
而製止柏林危機的正是艾森豪威爾，其他人都做不到這樣。他這次表現出色，完美地展現了卓越外交家、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風範。他給了赫魯曉夫後退的餘地，安撫了盟友，製止了參聯會及其他鷹派人士。他將風險控製在最低水平，使公眾滿意地認為他做出了適當反應，阻止民主黨人將數十億美元交給國防部。他最基本的戰略就是完全不承認危機的存在。他最基本的手段就是耐心，就是一次次認真解釋核時代的基本真理。
在此過程中，他似乎是在孤軍奮戰。杜勒斯在住院，他的副手克裏斯蒂安·赫脫仍在熟悉業務，麥克爾羅伊站在參聯會一邊，艾森豪威爾通常隻能依靠自己。甚至向來非常友善的白宮記者團也和他過不去，提一些含有敵意乃至侮辱性的問題。梅·克雷格的態度最為惡劣。她先拿憲法來教導總統，然後問：“從技術上而言，您從哪裏得到阻撓國會意誌的權利，例如削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規模……或是不把他們給您的錢用在導彈、潛艇導彈或其他東西上麵呢？”其他記者也對裁減陸軍兵力表示擔憂。
艾森豪威爾反問道：“在歐洲部署更多部隊用來做什麼？在座的各位有沒有什麼想法？你們要發動一場地麵戰爭嗎？”他激動地強調：“我們當然不想在歐洲打一場地麵戰爭。再派幾千人或是幾個師的部隊去歐洲，有什麼用嗎？”查默斯·羅伯茨問，艾森豪威爾是否認為美國公眾不關心“在這種形勢下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艾森豪威爾答道，他覺得民眾對此過於關注了。“我反對的是：不要將任何事說得如此聳人聽聞，結果讓大家倉促上陣。”
接著，問題又回到要裁減的五萬人上麵。如果國會強迫他接受怎麼辦？艾森豪威爾反問道：“我把他們放在哪裏？好吧，我就把他們放在不會礙事的地方，因為我不知道別的處置辦法。”
外界普遍認為政府“平衡預算先於國家安全”，愛德華·福利亞德請艾森豪威爾評價一下這種說法。他問，如果預算中有更多的錢，艾森豪威爾會增加對軍隊的投入嗎？艾森豪威爾答道：“我想說，我不會將（這些）錢花在美國的武裝力量上……”
艾森豪威爾的回答使記者們大感沮喪。彼得·利薩戈提了最後一個問題。他說出了其他人的困惑。利薩戈引述了總統曾經說過的話“核戰爭不能使任何人得到自由”，並說他排除了中歐爆發地麵戰爭的可能性，但想知道是否“我們能夠作出一個介於兩者之間的反應”。這個問題給了艾森豪威爾利用記者招待會安撫美國人民，並向蘇聯傳遞訊息的機會。他答道：“我沒有說核戰爭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是說它不能使任何人得到自由。毀滅不是一種維持秩序的好辦法。你不能在街上到處扔手雷來維持街道的治安，也不能靠這來使人們免於暴徒的騷擾。”但是如果蘇聯封鎖柏林，你就可能使用它。
艾森豪威爾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安撫百姓。3月，他對參聯會、共和黨和民主黨領袖表達了同樣觀點。約翰·艾森豪威爾記錄了參聯會會議的情況：“隨後總統強調了避免過激反應的重要性。如果這樣做，我們就向蘇聯提供了彈藥。總統強調，赫魯曉夫隻是想困擾美國。他再次表示，我們必須用四十年的時間，而不是用六個月來處理這個問題。”艾森豪威爾說，蘇聯一直想使美國失去平衡，最早是在柏林，然後在伊拉克，接著是在伊朗。他們四處製造麻煩，而且“每次在這些地區鬧事，都希望我們陷入狂亂狀態”。
但同時，艾森豪威爾在3月13日對內閣說：“有充分理由相信蘇聯不想開戰”，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看到了獲勝的希望。這使艾森豪威爾有機會執行一項堅定的和解政策。
首先是堅定。艾森豪威爾從一開始就強調，美國不會放棄西柏林的民眾。他準備麵對這一立場引發的任何後果。他告訴內閣：“即使局勢演變到要作出最終決定的地步，美國一定要絕不讓步，雖然我和國務院都不相信局勢會發展到這樣可怕的地步。你們不要認為這就代表萬事大吉，但也不要覺得，躲開它就能結束緊張局勢。”艾森豪威爾總統通過無數種方式向赫魯曉夫傳遞這一訊息。
其次是和解。它來之不易，因為有時艾森豪威爾也會失去耐心。他沒有想過要把蘇聯人炸回到石器時代，但他的確曾經打電話給赫脫，讓他“稍微研究一下”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可能引發的影響。艾森豪威爾非常喜歡這個想法。他大聲說道：“趕走國內所有蘇聯人，停止全部交易……誰會吃虧呢？可能還有另外一些辦法。如果美蘇斷交，我們就能將蘇聯人趕出聯合國，不給他們發放簽證。”赫脫打斷了總統的胡思亂想，提醒他：“在聯合國，我們有一個自由加入的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