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位將校級軍官在3個月內連遭秘密逮捕，其中居首位的是在印緬戰場被盟國譽為“東方蒙哥馬利”的常勝軍新38師師長，又是在經曆了大陸嬗變幾經周折來台的軍人，這在當時動蕩不安的台灣軍界、政界和民眾中引起了震驚。當局對此又秘而不宣，更給這次大逮捕蒙上一層神秘色彩。社會各界紛紛要求說明事件真相，各種呼籲時時見諸報端，許多有識之士紛紛要求訴之於法律程序，以早日結束這種以特務恐怖手段踐踏人權的“黑暗時代”。
輿論歸輿論，它不可能給這個黑暗時代投去任何一絲光明。李鴻等囚於臥龍山莊整整25年，他們從未經過任何開庭審判，從未收到任何起訴書，從未收到一紙裁定書、判決書。1975年蔣介石去世，始作俑者魂歸西天，才以無期徒刑減刑25年，草草將李案了結，以“懷刑懺悔！衡情尚可憫恕”為由，將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四人釋放。按台灣“軍法”規定，一個案子如果20年尚未結案，就必須銷案，被告應無罪開釋。而李鴻等人已坐了25年監牢，早應宣布其無罪，還其清白。當局為掩人耳目，在釋放前夕，才發給他們一紙未經審判的《國防部判決書》，而這個寫於1975年的“衡慰字第二號”判決書的判決日期，赫然寫著“民國六十年七月”，即1971年7月，以示這個案不在“銷案”之列。但仍有疏漏之處，因為判決詞中“羈押日久，懷刑懺悔，衡情尚可憫恕”等語，已泄漏了天機，這是l975年做1971年的文章，目的在緘人口實。
根據這紙“衡尉字笫二號”判決書，人們可以推知，李鴻公案和五年後發生的郭廷亮公案，是一個連環案、案中案，兩個案一個目的，都是為了整肅孫立人。李鴻等人的判決書寫著，罪名有二：一為失守長春，投降中共；二是“接受匪命，來台爭取國軍高級將領孫××附匪，及掌握兵力，以備將來匪軍犯台之策應”。郭廷亮罪名呢?也有判決書為證，曰：接受匪命，利用與孫立人的關係，“長期潛伏，掌握部隊”，按照孫立人指示，聯絡舊部進行“兵變”。如果李鴻公案已經達到整肅孫立人的目的，就不會有郭廷亮“匪諜案”發生；因為李鴻等拒絕承認“接受匪命”，郭廷亮就成了保密局的下一個追逐目標。其手段郭案較之李案更加卑劣無恥，終於達到了目的，1955年8月5日，在台灣發生一場沒有“兵變”的屏東“兵變”案，孫立人從此陷身囹圄。
據號稱台灣“天下第一組”的“國防部保密局”偵防組上校組長穀正文透露：早在1950年總裁辦公室資料組(即“國家安全局”的前身)“即已直接下令偵防組對孫立人嚴加監視”，“孫案是早經設計了的”。根據穀正文回憶，孫案由毛人風、陳大慶直接負責“設計”，那麼，李鴻“匪諜案”就是第一設計，郭廷亮“匪諜案”是第二設計，俗話說，此計不成又生一計。總之，以整肅孫立人為目的。
為什麼要整肅孫立人?現在保存在美國國務院的機密檔案，有一份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處官員史壯致該處處長勞布的《備忘錄》，時間為1950年8月，《備忘錄》性質為“機密”。該《備忘錄》在概述了台灣政治、軍事和經濟狀況後指出：“蔣（介石）對台灣人和孫立人皆存有疑慮，因為兩者皆受到美國的太多支持，令其不豫……蔣氏動用其身為國民黨導師、黨魁和政府首長的全部權力，全力推動名為革新措施，實則使其長子集中掌握警察、黨務、軍事和政治事務之大權。”
又據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在會上說：“我們得報告說，蔣委員長的領導不是最好，他的兩個兒子被派任他們並不合適的位置，秘密警察幹預地方政治，孫立人已遭軟禁，其他好人則被派往不當職務。”李鴻遭逮捕，孫立人被人監視，最先作出敏感反映的是美國，而且作出判斷，蔣介石為了順利完成“父位子襲”，將其權杖移交到長子蔣經國手上，必定會整肅掉包括孫立人在內的被視為障礙的人，吳國楨被整肅就是一個例子。孫立人當時兵權在握，整肅孫立人遠非整肅吳國楨那麼容易，所以要精心“設計”。李鴻、陳鳴人、彭克立等稅警4團和新38師的能征善戰的軍人來台，在那些要把孫立人搞掉的人看來，這是為虎添翼，一定要剪除掉。炮製李鴻等人“匪諜案”，既可剪除孫立人的羽翼，又為整肅孫立人製造口實，一箭雙雕。
l954年孫立人已被削去軍權，從陸軍總司令調任總統府參軍長閑職。每當想起李鴻等部屬應招來投，又因自己而蒙不白之冤，心情十分沉重。據原新1軍50師部屬楊義寓所著《四川轎夫》一書記載：“這時孫立人將軍，覺得自己已經沒有兵權了，再不會遭人忌諱，且又是調到總統身邊做事的人；所以，心中十分坦蕩地向老總統重提往事，請準他把李鴻將軍保出來，就外察看。萬沒料到一語觸怒了‘龍顏’，手往桌上一拍，厲聲嗬叱道：‘你想當總統啦，告訴你，我不當還有陳誠，陳誠不當還有蔣經國，這一輩子也輪不到你。”看來蔣介石這次確是動了真情，也無意間泄露了天機，原來李鴻公案是一場權力之爭的籌碼，不然的話，保釋李鴻怎麼會扯到誰當總統，誰不當總統這樣的大文章上去呢？
筆者要為史實說一句公道話，就是李鴻身入囚籠，但並未經什麼“嚴刑逼供”。台灣的一些報紙說：“李鴻在入獄期間身受酷刑，腿部受創”，“眼睛已被強烈獄光刺瞎”……
據與李鴻同囚一室現在回到大陸湖南長沙定居的彭克立少將說：“我於1950年4月應孫將軍召到台灣，到台後被任命為206師副師長兼6l7團團長，不久，即遭拘捕，先後囚於台北軍法局看守所、延平北路看守所、桃園臥龍山莊。在臥龍山莊我與健公(部屬皆稱李鴻為健公)、陳鳴人，還有一位‘國大’代表，四人共處一室。健公是新38師老師長，陳鳴人是繼任師長，我是副師長。還有囚於臥龍山莊他室的曾長雲、潘德輝等新38師團、營長十餘人和以後被捕的郭廷亮等人。那位‘國大’代表不無幽默地說：臥龍山莊名副其實臥虎藏龍，這裏簡直成了你們新38師的師部。健公和我都沒有受過刑，陳鳴人師長在保密局看守所時，因一封原新1軍副參謀長張炳言寄自大陸的信件，逼陳師長供認是‘匪諜’聯絡信，被陳拒絕，特務們即對他動刑，手指被竹簽釘過。我們在臥龍山莊四人居一室，不審、不問，隻是軟禁，不與外界接觸，不許探視，房子內外有人看守，但我們可在室內外自由活動，一日三餐由專人供給，每星期還加菜打牙祭。雖然對我們不審、不問，但我們的罪名卻早已被保密局內定為‘匪諜’、‘策反孫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