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莫戰事正酣。
新38師指揮部，一派肅穆緊張的氣氛，孫立人正在這裏督戰，李鴻站在他的身邊，兩人專注地用望遠鏡觀察我炮火的彈著點。
“命令炮兵，步兵開始衝鋒，敵我距離近，必須準確觀察射擊，向敵腹地延伸，要保證步兵安全！”孫立人向身邊一位參謀下達命令。
“報告軍座：唐師長電報！”負責情報的參謀潘德輝雙手遞上一份剛收到電文，電文說新30師在八南公路與敵八個大隊遭遇，敵兩倍於我，我已奪取5338高地，敵我已惡戰數日，請派兵支援。孫立人看完，將電報交給李鴻。
李鴻陷入了沉思。在八莫外圍戰拉開不久，113團2營6連連長蔣元帶領全連突入日軍一個大隊指揮部，從繳獲敵人的文件中看到一份機密文件，蔣連長立即將文件送呈師長。經譯員譯出，原來是日軍司令部關於三個月防守八莫、死守待授的作戰計劃。孫立人看到這份作戰計劃後，立即製訂了一個“圍點打援”的作戰方案，著令李鴻加速對八莫的進攻，此之謂“圍點”，攻其必救！著命唐守治率新30師沿八南公路進軍，堵擊敵之援軍，相機進攻南坎，此之謂“打援”。“打援”是為了“圍點”。現在新30師與強敵遭遇，焉能不救。於是李鴻決定從圍攻八莫第一線上把112團撤下來，由陳鳴人團長率領，組成獨立支隊馳援新30師。
112團從左翼向5338高地迂回奔襲，12月23日，切斷敵軍之退路，與5338高地新30師夾擊敵軍，敵傷亡慘重。日酋山崎四郎大佐率殘部向南坎逃竄。我乘勝追擊，直搗南坎外圍。112團由南宛河岸的山嶺中穿插疾進，克南坎外圍克勞文機場、般康等據點。
李鴻攻克八莫後，即揮師南下，配合新30師攻南坎。這時，我軍已呈三麵包抄南坎之勢，欲合圍南坎末下之西南一角，李鴻乃派素有攔路虎之稱的新任114團團長彭克立當此重任。彭團與新30師89團相繼攀越南坎以西的古當山脈，到達瑞麗江畔。不意大雨滂沱，山洪暴發，河水驟漲，河岸由100餘尺擴為400餘尺，河中險灘怪石令人生畏。彭克立率先跳入水中，帶領部隊泅水過江。水寒刺骨，水流湍急，強渡過江後的將士回首望去，仍不寒而栗。渡江後部隊冒雨疾進，山路經雨水洗過光滑難行，時有人跌倒致傷，但部隊仍不避艱險繼續前進。1945年1月10日，114團與89團插入敵後，占領南坎西南森林地帶，南坎已陷入我四麵包圍中。1月11日，我發起對南坎的攻擊。15日，新30師克南坎。
南坎既克，李鴻率師進軍芒友，勢若奔雷，摧枯拉朽般連克巴蘭、般鶴、般托拉、卡機、墨哥、色納等二十餘據點，數日推進數百裏。1月21日，前鋒逼近芒友，並一一掃清芒友西北鬧陽、曼偉因、苗斯各據點，與反攻滇西的中國遠征軍53軍之前哨部隊會合。
1月21日，孫立人在苗斯114團團部召集軍事會議，李鴻、唐守治、葛南杉、史說、張炳言等新1軍各師將領參加，研究部署最後勝利即將來到前的軍事行動。會上，孫立人向李鴻說：“再過七天就是一·二八紀念日，我希望那一天在芒友升起我新1軍的軍旗。”會後，彭克立率114團向南帕卡快速突進，切斷芒友日軍退路，李鴻率師主力攻芒友。1月24日，向芒友發起猛攻，激戰四日，27日收複芒友。至此，滇緬公路與中印公路全線打通。
李鴻命令部隊進入芒友後，立即整頓街道市容，清除戰爭遺跡，在廣場上用彩色絲質降落傘搭起一座勝利會師觀禮台，觀禮台四周和中印、滇西兩條公路會合處，豎起巨幅橫額和張貼各種標語。1月28日，“一·二八”上海抗戰十三周年紀念日，中國駐印軍與滇西遠征軍會師盛典在芒友廣場隆重舉行。李鴻擔任盛典的總指揮。上午11時，會師典禮正式開始，駐印軍總指揮索爾登、遠征軍總司令衛立煌，以及鄭洞國、孫立人等高級將領，專程從重慶來參加盛典的陸軍大學將官班學員38人，在觀禮台就座。李鴻身著戎裝，佩戴中、美、英三國授予他的雲麾、銀星、十字等十餘枚勳章，莊嚴地發出“全場起立”，“升旗”，“奏中美兩國國歌”的口令。口令畢，軍樂隊奏起中美兩國國歌。台下席地而坐的駐印軍新38師113團和遠征軍53軍一個團，群情激揚，高呼“打到東京去！”“消滅日寇！”“會師東京！”等口號。
會師典禮不久，全長560公裏的中印公路和輸油管全線貫通，在芒友舉行了通車典禮，宋子文和美國總統代表魏德邁專程自重慶飛抵芒友，主持通車典禮。從此，源源不斷的軍備物資從印度運抵中國抗日後方。中國駐印軍特別是新38師將士們為之浴血三載的曆史重任，今天終於完成了。他們為國家為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勳。這條公路從構想到完成，史迪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為了紀念這位不朽的美國將軍，中印公路命名為“史迪威公路。”
令人遺憾的是，這次會師典禮和隨後舉行的“史迪威公路”命名通車典禮，卻缺席了一位不該缺席的人物——史迪威。
史迪威，回眸中國抗日戰爭曆史，一個不可淡忘的人物，請記憶三個關鍵詞：“中國通、花生米、喬大叔”。
中國通。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介石看中了美國參戰這步棋，期望得到更多援助，他建議羅斯福總統派一位將軍來華，做他的參謀長。但同時提了一個條件：來者應是“一個沒有到過中國的軍人”。說穿了，他要的是一個聽他擺布的“中國盲”。令蔣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羅斯福派來的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通。這位畢業於西點軍校的美國軍人，有著一連串的中國符號元素：專修過中文，居住過北京，擔任過修築山西鐵路的總工程師，美駐天津步兵團軍官，美駐華大使館武官……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國情、中國軍隊狀況的了解。史迪威有記日記的習慣，他總是把在中國的經曆和觀感寫在日記裏。基於對中國軍情的了解，他對中國軍隊有著極大的反差的評估。對中國士兵，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吃苦耐勞，忍受生活物資的匱乏”，“中國士兵是出色的材料，不能因中國遭受災難而責怪普通士兵……是愚蠢的領導浪費和背叛了中國士兵的優秀品質。”對中國軍隊的將領他的評價是：“他們沒有道德勇氣，他們出奇的膽怯和過度的膽小慎微，他們誇大困難，高估敵人力量，為不履行職責而搬出種種借口。”他主張改善中國軍隊裝備，並將一部分援華裝備送交八路軍新四軍，他深信這些穿草鞋裝備不良的中國士兵，將可“與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士兵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