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我認為造成心理學閉鎖的根源與其說是在心理學中，不如說是在曆史、文化、政治、經過、宗教的綜合影響之中。我認為，用於指導實驗和臨床心理學的許多領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預期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正是自我限製的方法。換句話說，這些方法將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現自己。
解除自我限製的手段
心理學的壓抑性受一些因素的控製而不能自行糾正，而這些因素如壓抑、選擇性知覺、各種防禦途徑又呈停滯狀態。因此，在這裏，我隻想討論以下幾個因素。
語義性的方法被普通使用，它使用起來方便直接，隻需把科學用一些已知和過去的東西來限製既可。於是，每一個激進的新問題、每一個新方法都被攻擊為不科學的。新鞋子穿起來沒有舊鞋子舒服；人們往往用增添設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進自己的家，同樣，大多數科學家也更喜歡舒適、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們認為在一個令自己舒服且自己熟悉的技術概念的環境裏工作起來會更加得心應手，然而錯誤就在此產生。
K·勒溫在一篇文章中已經指出了造成這個錯誤的一個原因。該文指明，由於將現狀與理想混為一談這個古老的亞裏士多德的錯誤，我們現在研究的是現狀而非在理想條件下應該是怎樣或者可能是怎樣，例如智商、體重、估計壽命以及幼兒成熟的標準等。我們對想知道自己壽命有多長的期望到底有多高？如果想知道的話，我們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計算出人們標準的壽命。
的確，在事實上，我們從最初作為標準的小組中取得了理想表的平均值，而這個小組中的所有成員也許在某種非統計學的意義上說本身卻是不正常的。75%的幼兒在5歲前就夭折，這在過去一直是正常的。在某些群體中，患梅毒病也是正常的。所謂人性，似乎通常就是現狀的這種平均水平以及對於這種水平的承認。
我們要想理解隻有堅信這個信念才有可能實現這個信念的涵義，最好途徑就是借助默頓關於自我實現的預言概念。默頓指出，有時情況和現象顯得過於雜亂無章，因而旁觀者的觀點就變成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決定因素。例如，假如人們相當強烈地認為黑人根本就是遊手好閑、漫不經心、懶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等，那麼，這個強烈的觀念本身就變成了一個決定因素，並且往往導致這個觀點的預言的實現。
假定黑人不該接受教育，而且這種觀點牢不可破，那麼，為黑人建校就是無需的舉動了，如果沒有讓他們上學的學校，那他們就得不到教育，他們就會表現出由於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生的全部惡果。而迷信、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過來又被當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證據。害怕戰爭的現象也是如此。對戰爭的恐懼本身往往導致戰爭的爆發，其途徑我們現在都已經熟悉。
我們對於另一個例子則比較熟悉，那就是貴族政治綜合症：羊群與牧羊犬；認為人類中隻有很少一部分人舉止彬彬有禮，有自治和獨立判斷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並且易受影響的，他們隻配接受領導、接受照顧。可實際上，在人們受他人領導並依照行事時，人們往往失去了他們身上最寶貴的東西——自主性。換句話說，這種信念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W·克勒曾對行為主義的實驗方法作過鄭重的批評，而且還就通過頓悟來學習認識動物與通過永遠靠試驗和錯誤來認識動物作過一番爭論。克勒指責說，即使在最好的條件下，迷宮也絕不可能實現頓悟。他指出，在那種情況下，甚至一個天才的人也隻能用同白鼠一樣的方法來學習，即通過試驗和錯誤來學習。這就是說，克勒聲稱這個迷宮為動物顯示其能力的可能性設立了一個限度。假如一個人在一個低頂棚的房間裏為人們測量身高而這個房間隻有4英尺高，那麼沒有人身高會超過4英尺。我們每一個人都清楚這是一種方法運用的錯誤，事實上他測量的最高高度是頂棚高度，而不是個人的身高。
我認為，用於指導實驗和臨床心理學的許多領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預期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正是自我限製的方法。換句話說，這些方法將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現自己。這些方法可用來也隻能用來證明，一個人像實驗者們事先設想的那樣是個跛足人。這樣的自我限製的方式隻衡量出他們自身的局限。
弗洛伊德、霍布斯、叔本華、漢密爾頓創立的人性理論的依據僅僅是對人類最惡劣的研究。這種情況就如同我們研究被迫乘木筏在大洋上漂流、沒有水和食物、時刻受到死亡威脅的人們，並以此作為研究人性的主要途徑。以這種方法，當然我們所獲得的更多的是關於絕望心理學的知識而不是普遍人性的知識，漢密爾頓是從貧窮、未受教育的人當中進行抽象、概括的，弗洛伊德則過多地從神經病患者中概括出一般。處於艱苦環境、生活困頓、無教育機會的人群成為霍布斯和其他哲學家研究的對象，因此得出的結論不適合生活的教育較好的人群。我們可以稱此為低限度心理學或者殘廢心理學或者貧窮心理學，但絕不是普通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