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的形成其實如同眾人之間達成的一個巨大社會契約，人們都在這個契約中畏首畏尾地生活。什麼是社會契約呢？一直沒有一個非常準確定義，但也許我們可以用一個黑色的語言來理解一下。
即人生死有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這是自然規律，永遠都不會改變；人也有貴賤，人類的曆史有幾百萬年了，文明史也有幾千年了，自古以來沒有任何一個朝代能夠真正做到賦予每個人完全的平等、自由。人人平等根本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謊言。所以，任何社會都在現實上存有階級或等級，即使是今天的北歐、美國等所謂的平等、自由的楷模國家，過去、現在、將來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執行絕對的平等，因為那離亡國滅種也就不遠了。
每一個國家都有各種災難，礦工、農民或是航空客戶死亡後的賠償價格不同天經地義，如果你認為你死後命濺，那麼你生前幹什麼了？為什麼不抗爭、申辯，如果你沒有申辯，那就意味著你接受了這個製度，你的生死、貴賤也應該按照生前你與這個社會達成的契約執行，這就是社會契約。
如果非要說什麼平等，這就是社會公平，契約雙方力量達成的平衡點就是這個時代的平等。
下麵這張表格很好地說明了霍布斯、洛克和盧梭所說的社會契約與人性及整個社會的關係。
三種社會契約論比較
霍布斯
洛克
盧梭
人性論
惡
善，但不完美
善
自然狀態
（原始社會）
可怕的自然狀態
人性是自私的，人們的才智是平等的。因此，每個人都是其餘一切人的敵人
幸福的自然狀態
人人有權行使自然法，但人性的缺陷給仲裁糾紛帶來不方便。
幸福的自然狀態
人性善，故有一種自我完善的能力，由此產生出剩餘財產。
簽訂契約
的原因
互相敵對和無休止爭鬥使人們感到恐懼。
為了克服不方便這類缺陷。
私有財產使人們彼此不平等，不平等帶來不安全。
社會契約
的特點
大家都放棄自己的全部權力並把它們轉交給一個主權者利維坦（Leviathan）。利維坦的權力是絕對的、至高無上且不受侵犯的。利維坦淩駕於其餘所有社會成員之上。
人們各自放棄其仲裁權並把它轉交給一個中間人；同時保留其生命、私有財產。中間人若侵犯其生命財產，人民有權推翻他（革命權）。中間人同其餘社會成員是一種契約關係。
人們彼此以平等身份把自己的一切權利全部轉交給整個集體而非個人，再從整體那裏得到其餘全部權利（人民主權論）。所有社會成員都是完全平等的。
政體
專製君主製
民主共和製
其實不僅是國家內部是一個契約社會，國際社會也是一個契約社會，盡管目前還是一個霍布斯式的無政府狀態，但這不影響國際社會之間的默契——這是一種基於國際法和人類基本共識的契約社會。但人性的矛盾就是永遠要打破另一群人製定的規則，目的是取而代之，獲取最大利益，顯而易見，這就迫使這種契約不斷地被背棄，然後由另外一群勝利者重新修正，這種力量其實也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力量：這兩種力量蘊藏於人性中，即尋求理想，而又不擇手段，於是表現為一群既得利益者努力尋求最佳的理想統治狀態和獲益狀態，另一群不滿者則竭盡所能進行破壞，希望取而代之，他們其實都是在尋求同一種幸福，但遊戲規則是，他們注定不能同時獲得這種幸福。這種相同的幸福其實就是人類一切溢美之詞所讚揚的那種公平、合理、無限幸福的理想國，但發展的矛盾促使隻有少數人擁有這樣的購買力，因此，他們必須在有限的生命期內努力的競爭，如果一定要給這兩種基本力量分別賦予一個形容詞的話，那就是邪惡力量和正義力量，當然，他們都稱對方為邪惡，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實際上就是一種新羅馬帝國理論——所為新羅馬帝國理論，顧名思義，就是一種在美國之外看來是施行羅馬暴力的邪惡力量，因為對於美國之外的人們來說，他們無疑是待宰羔羊。當然，亨廷頓還是意識到新教-盎格魯勢力還是有些勢單力薄，因而，他使用了“西方”這個提法，即把美國與歐洲置於同盟地位，他所謂的文明的衝突也並非僅僅是一種世界觀、宗教信仰或者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是基於美國的全球利益，這是一種頗具戰略企圖的理論。實際上，人類所具有的人性與種族、宗教和文化傳習沒有多少關係，每一個民族所追求的幸福觀基本上沒什麼差別，也就是說，從人性這個根本角度來看，根本不存在文明的衝突，而亨廷頓實際上是把地球人分為火星人和金星人一樣，似乎不同文明所追求的幸福是大相徑庭會的，正如冷戰期間蘇聯與美國宣傳的那樣，似乎如果一方身處另一方的世界中的話，那麼如同一條魚生活在陸地上一樣難受，但實際上，無論是美國人還是蘇聯人，他們都希望過同樣的日子。亨廷頓顯然過分誇大了文明對立的程度，盡管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在曆史上矛盾重重，但實際上基督教徒與伊斯蘭教徒所想象的“天國”並沒有什麼區別。
而在亨廷頓的對麵，則是處於弱勢的世界，他們則認為自己是正義的，美國才是邪惡的。當然，美籍巴勒斯坦裔學者、前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愛德華·薩義德曾出版一部《東方學》，這是一本對歐美的阿拉伯學進行整理的著作，在書中，他表達了他一貫的立場：既不讚成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恐怖行為，也反對美國對伊斯蘭社會的打擊。他說：“我表達了對存在民族主義的偏執的本土主義和好鬥的軍國主義傾向的懷疑；我提出應對阿拉伯人生活的環境、巴勒斯坦的曆史和以色列的現實進行批判性考察，所得的結論是：隻有和平對話的方式才能緩解無休止的戰爭給阿拉伯和猶太這兩大民族所帶來的苦痛”。不僅是在這部書中，“9·11”事件以後，薩義德也在美國校園的論戰中堅持這一觀點。他並不否認阿拉伯人在現代社會中忽視民主政治和人權的做法，也從不否認阿拉伯文化中的缺點和弱點，但他同時也強調說，在阿拉伯人眼中，美國是強權的同義詞。他也告訴美國的大學生們，反美並不等於反對現代科技和現代化，而是出於對侵略的憎恨。他也說，反恐戰爭其實隱藏著美國的“帝國設計”，這項設計使得從波斯灣到中亞產油區被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而他也得到了一個中肯的評價，美籍日本學者小吉唐穀也在《美國的功用：東方主義之後》中說，薩義德的不僅反對西方統治，也反對阿拉伯文化中的那種統治。小吉唐穀則提出了一個社會和政治學中的美學原則：薩義德的反對提出了一個後現代主義的問題，即要具體到個人，而不是國家，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隻要是對人的壓製，就都應該予以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