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社會開始變得更加殘酷，各個政權之間、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甚至任何兩個人之間都存在殘酷的爭鬥，即整個社會處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中。看起來這更像是處在原始社會或者更像是東非草原上的自然世界，人類文字文明中柏拉圖、孔子所倡導的理想、仁義禮信完全是一種虛幻，一切所謂儒家社會道德、漢莫拉比嚴明的法律、國家間和平條約實則隻是一種競爭狀態中短暫而無奈的彼此製約和妥協的條款，這就是霍布斯所導論出的社會契約，即在共有社會中，每一個人自其出生就伴隨一個自然社會契約，換言之，每一個人都有同時存在於兩種天賦狀態中，就是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相伴而存、不可分割。任何人的這兩種狀態都需要處在“利維坦”之中——這是一個社會總體權威，擁有對任何人的生殺予奪、對任何人的權利分配的權力，而維持社會秩序和國家強權就是維持社會契約的存在。
“在所有的時代中，國王和最高主權者由於具有獨立地位，始終是互相猜忌的，並保持著鬥劍的狀態和姿勢。他們的武器指向對方，他們的目光互相注視；也就是說，他們在國土邊境上築碉堡、派邊防部隊並架設槍炮還不斷派間諜到鄰國刺探，而這就是戰爭的姿勢。”
霍布斯一個顯然的錯誤就是，他的一切論述顯然是以人性惡為當然前提的，而實際上我認為人性無所謂善惡，而隻有手段的黑白。
現代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個人性利益化的世界。這並不是認為人性有什麼改變，而是基於曆史文明的變化而帶來的社會競爭和合作的相對進步，對人性中的二元性而言毫無變化。
其實，人性的作用表現為爭權奪利中再正常不過了，當戰爭來臨時，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社會中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是真正意義上的正義的，都不過是一群人與另一群人爭奪利益的結果。而其實，“戰爭”無處不在，人們日常生活其實就是時時刻刻處於戰爭狀態——無論你是一個在普通不過的小人物，還是一個國家的領袖，你都會感受到來自四麵八方的壓力和競爭，有時這無關公平，而隻有赤裸裸的私利和可意的排擠，甚至是惡毒的攻擊。在雅典，當波斯人沒有大兵壓境的時候，那裏是歐洲最富有的城市，也是最文明的城市，但也是藝術最發達的城市，因為藝術的本原其實就是演奏善與惡的交響樂。“當時還沒有迎合低級趣味的報刊來向社會報告那些有名的、有成就的人所做的壞事；那些自負的庸人從非常流行的喜劇藝術裏找到了許多安慰。當時雅典人幾乎全都有對那些外表出眾人們進行誹謗的癖好，由於他們的風雅觸犯了雅典人的自負，喜劇作家使這種渴望得到了滿足。他們對伯裏克利和他的朋友不斷地和竭盡全力地進行咒罵。他們將伯裏克利的像畫成頭戴頭盔的模樣，這頭盔對伯裏克利極其合適。他們又擔心伯裏克利理解他們的用意，所以又畫一個變形、洋蔥一樣的頭當作滑稽的象征，引行許多人發笑。至於阿斯帕西婭的‘行為’自然更成了街頭巷尾的人們最樂意利用的談資了。”
即使是在現代人認為的崇高的伯裏克利時期，其實也是如此粗俗不堪，“假如他們真的進入了那個時代的雅典，就會發覺自己似乎置身於與當今低級音樂廳相似的氣氛中，似乎置身於當今盛行的報紙所宣染那種氛圍中。一陣陣同樣猛烈的驢叫似的誹謗，無恥的詆毀，貪婪的‘愛國心’和一般惡劣的言行，會向他們襲來；‘流行的樂調’會無休無止地追逐他們。當人們對普拉太亞和薩拉米斯的記憶已經暗淡，對新的建築物又逐漸習以為常的時候，伯裏克利本人以及雅典的自豪感便越來越不為民眾的幽默感所容忍。伯裏克利從不曾被放逐過——他在比較溫和的公民中的聲望使他避免了這種遭遇，但他卻遭到了越來越大膽和堅決的攻擊。他從出生到死亡都是一個窮人，他可能是最誠實的鼓動者，但這依舊不能使他免於一次盜用公物的無中生有的檢舉。他的敵人在這方麵遭到失敗後，便采用了更卑鄙的手段，他們開始將他身邊的朋友一一清除掉。”
“從宗教方麵進行破壞和從道德方麵進行指責，是心懷妒嫉的人們攻擊他們的領袖最常用的武器。伯裏克利的朋友達蒙被放逐了。菲迪亞斯近到不恭敬神明的指責，指責他竟然敢於在雅典娜女神巨大雕像的盾牌之上，在爭戰的希臘人和亞馬孫人之間，放置自己和伯裏克利的像。菲迪亞斯在獄中死去。則伯裏克利邀請來的另一個城邦的人阿那克薩哥拉——雅典當時已經有許多誠實的人極願意滿足他們自以為合情合理的好奇199正在發表一些有關太陽和星辰的怪異的言論。他毫不含糊一宣稱，世上根本沒有神，隻有理性這個充滿生氣的精靈。喜劇作家們忽然發覺他們對宗教懷有濃厚的感情，覺察到了這一深刻甚至危險的打擊，於是阿那克薩哥拉為避免被檢舉而逃亡了。接著便輪到阿斯帕西婭了。雅典一直打算要趕走她，伯裏克利處於不得不在這個婦女和這個背信棄義的城市之間作出選擇的兩難境地中，前者是他生命的靈魂，後者是他曾經拯救、保衛並使其成了有史以來最華美、最令人難以忘懷的城市。他奮不顧身地保護阿斯帕西婭，急風暴雨式的人類熱情支配著他的行動，他在針對這件事發表的演講時痛哭流涕。他的眼淚暫時拯救了阿斯帕西婭。”
“雅典人很樂意看到伯裏克利蒙羞恥，但他畢竟為他們服務了這麼長的時間，他們一時還不能失去他。這時他作為雅典人的首領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直到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爆發了戰爭。普盧斯城鎮此時又開始指責伯裏克利——而這種指責幾乎與今天報紙指責某個獨裁者發動侵略鄰居的戰爭非常類似，普盧斯城鎮說他發動戰爭是因為他覺察到了自己的盛名已經日益下降，因此為了重新積累自己的聲譽，而不得不挑起一場戰爭，目的是讓普盧斯城鎮的人意識到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
“既然他自己因為菲迪亞斯為人民所憎惡，又擔心會因此受到譴責，所以就竭盡全力堅持打這場當時還沒有決定是否進行的戰爭，燃起了直到那裏還一直被壓抑著的戰火。他希望以此逃避對他的譴責，並使嫉恨的狂熱趨於平息，因為他的尊嚴和權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在所有重大的事情上，在每一個緊急的關頭上，共和國有有將信任寄托在他身上。”
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其實就像是漫長的愛情劇，隻要兩個人存在，那麼一定就會有爭吵，當然，他們偶爾也會聯合起來——一般來說隻有像波斯這樣強大的共同敵人出現時才會如此，這如同一對夫妻經常吵鬧，但也不妨偶爾在廚房裏做愛。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因此變得毫無觀賞性，隻有令人厭煩的、無休止的爭奪和屠殺。而作為商業城市的雅典對這種連綿陰雨式的戰爭早已感到厭煩不已，因此，他們才不管這究竟是不是伯裏克利的原因，他們隻想盡快結束戰爭，而其他權力窺伺者則希望看到伯裏克利的下台，因此“一個叫克萊翁的人站了出來，滿懷野心地想把伯裏克利從其所麵的高位上趕下來。”克萊翁裝成了“在這場戰爭中獲勝的人”，克萊翁的支持者寫道：
你，薩提爾之王……
為什麼要炫耀你的無所畏懼，
但卻一聽見利劍的聲音就軟成一團；
而棄奔放熱情的克萊翁於不顧？
克萊翁還是找到了機會，這就像是克林頓當年抓住了老布什的戰爭把柄一樣，最終成功將老布什驅趕下台。隻是不同的是老布什打了一場漂亮的海灣戰爭，而伯裏克利發動的這次遠征卻以失敗告終，克萊翁利用這個機會發動了一場政治彈劾，“伯裏克利被取消了統帥職務，並繳納了罰金。聽說，他的長子——不是阿斯帕丁的孩子，而是他前妻的兒子——背叛了他，而且用惡毒的、令人難以相信的語言指責他。後來，瘟疫奪去了這個年輕人的生命。再後來，伯裏克利的姐妹和最小的嫡子也接二邊三地去世了。當他仿製當時的風俗把收集的花圈放在幼子的屍體上時，痛哭失聲。不久，他自己也因染上瘟疫而逝世了（公元前429年）”。（《世界史綱：生物和人類簡明史》，P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