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哲學家伊本·魯世德（1126-1198）早就說過“人是自然的最大奇跡”，他同時也說，“履行自己的義務，尊重別人的權利”是一種美德。他說，人類具有知識、道德和理性三大文明要素，而現代人文精神的實質也就是文化的自覺、道德的自覺、審美的自覺和理性的自覺四方麵，無論是人際關係、種族關係、國家關係還是文明關係，其根本的運動尊則就是這四方麵。另一位阿拉伯哲學家法拉比（870-950）也說過：“通力協作，實現真正的幸福”其實這就是人性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體現，也正是人性的作用導致了我們區別於其它生物的文明的產生。
應該感謝哥倫布所開辟的全球化，對商人而言，全球化就意味著全球大市場的形成——盡管這還是一個擁有眾多規則和樊籬的市場；對政治家來說，舞台擴大了；對民眾來說，世界更加完美；對網絡市民來說，他們終於脫離了禁錮已久的眾多界限，他們早就是地球村的人了。但我們應該明白一點：人性是天生的，但人性作用下的社會卻是一個嶄新的進化工程，大自然造就了人類，而我們人類造就了文明社會。
其實上帝交給我們的是一個荒蠻的社會，然後他就休息了，至今還在昏睡。早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我們的考古學家們已經在遺跡發現，我們的是從一個野蠻荒蕪的起點開始演化的，而其間的代價則是冷酷無情、滴著鮮血痛楚，可以說，人類的發展腳步就是一條每一個腳印裏都流滿了鮮血的過程。在古埃及的遺址中，我們發現新石器時代的居民很可能並不是後來埃及人的真正祖先，而且人類學的研究也顯示，人類經曆了數次大遷徙的過程。而正如這種大遷徙，人類的發展也是一個互相競爭的結果，既有人類與自然競爭的失敗導致的遷徙，也有人類群體之間互相競爭和殺戮導致的逃亡。而我們往往注意遷徙或者逃亡的外部原因，卻忽略了很多人類群體競爭中的文明進化因素——很多時候，這種大遷徙是一點一滴進行的，許多部落主要還是受到了其它部落的攻擊而不得不另尋他地。而在那個時代，部落之間的競爭除了數量上的差異導致的優勢外，文明進化的優勢才更具有意義——而這種文明優勢也是一點一滴的進行的，這是一種時而冷酷、時而溫柔的喜劇演出。
人類文明的進化表現在許多方麵，其中習俗的積累和精神的敬畏就是一種，而且這也是人類文明最主要的核心。在石器時代的許多部族中，都存在一種吃掉死者的習俗，這在今天看來無比惡心與令人厭惡，但這在為我們的文明積累著一種心靈的畏懼和企盼。很多原始部落在死者埋葬之前，都要將屍體切割成塊，從遺跡的研究來看，很明顯死者部落的其它成員吃掉了屍體的一部分。他們之所以這麼做，出於很多種原因，但歸結起來主要可能就是三種：一，吃掉敵人或者俘虜，或者隻是把死者當成食物；二，或許是出於對死者的敬仰；三，還有一種可能是繼承死者的靈魂和智慧。根據這方麵的專家弗林德斯·皮特裏爵士的說法，這是“吃下以示敬仰”。我們應該理解，在那個沒有文字的歲月裏，死者的精神和智慧是無法保留的，而如果想要繼承這種寶貴的精神和才智，在部落人看來，也許最可靠、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吃掉死者的肉體，因為很顯然，死者的精神是“存在於”他的肉體中的。這不是某個個別部族的事例，正相反，雅利安民族是一個向歐亞大陸四處遷徙的民族，從今天的印度到北歐到處都有這個民族的存在，而在雅利安民族向四處遷徙的過程中，考古表明他們就存在這種風俗。如在早已遍布西歐的雅利安長形古墓中，就曾發現與這種野蠻風俗的遺跡。甚至這種風俗在不久前的黑非洲和太平洋一些群島中還存在過。
敬畏的結果是人們會把一些無法解釋得神秘歸結為某種神靈，比如巴比倫的馬杜克和腓尼基人及世界各地的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神靈，這說明這種敬畏是多麼的普及。而這些神話傳說還有一個極其鮮明的特征，那就是這些神也許在外形上或者是分詭異，或者與人類一模一樣，但無論怎樣，他們往往具有人類那樣的生活，如這些神也都喜歡爭權奪利，也都存在好色之徒，也都存在邪惡和正義等。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依據不同環境下的部族生活，神靈的生活也有所部同，一般而言，定居的民族的神靈，往往和定居社會的人一樣會結婚生子，如最早的文明中，埃及人和巴比倫人的神大部分都是結過婚的，而且有子嗣；但是習慣遊牧生活的神靈則對婚姻似乎不那麼在意，如遊牧的閃米特人的神就不存在這樣的婚配。而在缺少食物的荒涼草原上生存的人，神靈往往連生孩子的興趣都沒有，顯然，那裏的生活過於困窘，養育子女則要花費大筆的代價——別忘了，不同部族的神也有明顯的財富差異。
當葬禮和神靈出現後，人類也開始注意到權力的重要，人類開始走向僧侶政體。而廟宇的出現不但意味著部族或者小型國家已經形成某種意識形態，而且意味著權力體製的形成。“（廟宇）由於是權力的中心，是教育人和告誡人的中心，由於自然就成了到此有止發展的社會的一種知識機構。務農的人和牧畜的人對待廟宇的態度往往是簡單而且深信不疑的。神居住在廟宇裏，人們見到他的機會非常少，他在人們的幻想中占據著崇高的地位，他隻要答應了就會降福，他生氣了就會降下災禍；給他敬奉很少的禮物就能與他和解，還能夠獲得他的仆人的幫助。他是神奇的，無窮的知識和權力，因此人們對他非常尊敬。但是，在僧侶當中，有一些人的思想卻遠遠超出了這個水平。”（《世界史綱：生物和人類簡明史》，P155）這些“思想遠遠超出他人”的僧侶也就成了宗教領袖，也即國家的事實領導者，而領袖的出現也就等於權力結構開始成為社會的框架，人們於是開始在越來越繁雜的遊戲框架中生活，而且生活也越來越遊戲化——領袖開始利用權力牟取私利，人們一邊希望繼續有人能為他們乞福，一邊開始厭惡那個貪得無厭的領袖，但精英們也開始尋找對策，他們逐漸形成一整套思想階梯體製和依附體製，並且逐漸形成為一種社會思維模式，人們也越來越習慣於這種思維方式，直到有一天變得十分不耐煩而爆發革命。
無論是自人類建立文字文明以來，還是從1492年現代全球化開始以來，文明世界就從來也沒有建立統一社會。也許，相對而言，蒙古帝國時期對歐亞文明世界算是一次粗糙的統一，但帝國疆域的過於龐大也導致不得不分裂為四大汗國，統一的僅僅是在統治層麵的蒙古民族性和帝國名義上歸屬東方的元皇室。並且，日本，偏遠的西歐諸王國、南亞還有東南亞等地域還沒有被完全納入到這一版圖之內。
實際上，全球化的滲透一直也沒有停止過，但世界上眾多的權力中心導致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也是建立在一種自然渙散的狀態，即霍布斯的無政府狀態。
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維坦》中說，這是一個“人們不斷處於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人的生活孤單、貧困、卑汙、殘忍而短壽”的世界。這種暴力和死亡時代越是早期越是明顯，“在舊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時代出現了一種怪事，那就是自我損毀。人巫開始損毀自己的身體。如削去鼻子、耳朵、手指、牙齒等等，這些行為附會著各種迷信觀念。今天許多兒童在其心理發展過程中也曆經了相同的階段。在很多地方人們都有這樣一個觀點，在小女孩生長的某個階段不能讓她們動用剪刀，因為怕她們將自己的頭發。動物中不曾出現地任何類似的行為。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割禮也是它的殘存影響。”這很明顯，從人類誕生之初就存在一種近似迷茫而又競相追逐的東西，那就是控製能力——普通個體希望能控製自己的生活，所以願意為此付出一點自殘性的血的代價；一些社會精英則會去追求權力的永恒，所以願意付出巨大的社會代價。早在舊石器和新石器時期，世界各地都相繼進入了僧侶政體時代，這時期幾乎每個部族中都有部族首領、祭司和僧侶，他們控製著社會生活和人們的認知，他們製定統治製度和國家經濟政策，權力開始成為時髦追求，各地的原始部族中都有跡象表明那裏出現了願意統治、願意指揮或充當能解決社會混亂的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