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公元前485—前425年），他的偉大曆史著作中的許多史料都是從他旅行的途中獲得的，而其旅行的主要資料搜集地就是所途經各國寺廟，是在與僧侶的交談中他發現並收集而來的。在當時，了解世界和社會的除了政治家和一些貴族精英外，最主要的群體就是僧侶了。“僧侶們對他非常大方，把大量的資料提供給他使用。廟宇之外的世界，仍然是文盲、不思考、一天又一天隻為自己而生存的人們的世界。另外，並沒有太多的證據能夠證明，普通民眾曾感到自己被僧侶所欺騙，或者對僧侶持有懷疑甚至不友好的態度。到了後來，即使是那些強大的征服者也會同他們所征服的國家和城市的僧侶們處於同一立場，因為這些僧侶們在民眾中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從僧侶的精神和品質來看，崇拜和崇拜之間，廟宇和廟宇之間，一定會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有的僧侶也許非常殘酷，有的也許凶殘而貪婪，而且大多數則是愚蠢而刻板的，隻會教條地遵守傳統。但我們必須知道的是，僧侶界無所作為或腐敗是有其限度的。他們必須籠絡住人心，不能超過民眾的承受能力——不管是向黑影的方麵，還是向光明的方麵。總而言之，他們的威信是建立在讓人們覺得他們的活動是友善和友好的基礎之上的。”（《世界史綱：生物和人類簡明史》，P156）
所以說，最初的文明政治體製是僧侶政。而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一個事實，僧侶們的權利不是依靠暴力掠奪，也不是依靠繼承，他們完全是憑借一種知識——在最初，這種知識就是一種能與上天對話的能力。而正是普通民眾賦予僧侶了權力。這是因為，從原始的自然畏懼到農耕社會的農業生產基礎，如果人們希望所從事耕種獲得好的收成，就需要風調雨順；人們也都希望過上穩定的生活，作為國王，他也需要得到神靈的庇佑，甚至軍事首腦也希望得到戰爭的占卜，因此從一般人的到國王和軍事將領都對僧侶有一種依賴，自然，這首先是人類的心靈畏懼在發揮作用，而由此衍生為國家和社會對幸福和信仰的追求，僧侶由此成為一個職業階層，也許他們是第一個職業階層。因此，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蘇美爾的最早統治者全都是僧侶，而後來的許多社會——尤其是歐洲和中亞國家，成為國家首領的也大都是僧侶的領袖，也就是社會的宗教領袖。
在此處，我們還應該了解權力因為知識、財富和武力之間的變化而引起的變化，這其實也是文明和國家演化的根本原因。
但僧侶政體雖然有極其強大的獨特的力量——僧侶最輝煌的時代在歐洲是中世紀，在伊斯蘭世界則一直延伸至今，但僧侶的權力也存在著缺陷，這是一種權力基因缺陷，也即是這種權力結構從它誕生那一天起就存在一種缺陷，當時代發展到某一階段，僧侶政體的權力結構缺陷也就爆發為危機。
僧侶們的權力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特權，因為隻有他們能與上天溝通，他們是上天在世俗社會的代表，而這種權力的基礎是由某種不可思議的恐懼和希望而導致的對他們的順從。僧侶的一切行為都必須以上帝的名義，這種力量有時候相當可怕，如僧侶可以號召他們的民眾投入戰爭，阿拉伯帝國的建立就是在伊斯蘭聖戰的名義下進行的，歐洲著名的十字軍東征也是在打擊異教徒的名義下發動的。但僧侶們有一個天然的局限，那就是他們無法扮演真正的世俗領導者角色，在軍事行動時他們無法成為軍事將領，在社會管理中他們無法成為官員，而且他們還受到另外一個致命的威脅，那就是民眾始終對上帝和僧侶們的半信半疑，這才是他們最大的危機，因為他們的權力嚴重依賴民眾的信仰。
因而，在世界的範圍內，所有的僧侶政體都具有兩個缺點——他們無法成為真正的社會官員，因此沒有能力進行卓有成效社會管理，他們為了防止權力丟失，就必須努力維持信仰基礎，而這就需要排斥任何一種可能危及本宗教的一切信仰和崇拜。這兩種缺點導致僧侶政體最終惡名累累，如歐洲中世紀被稱為一個黑暗世紀，宗教裁判所成了各種陰謀和冤案的策源地，宗教戰爭也屢屢爆發。另外，僧侶不正統的社會管理角色和權力體係也導致了神權和王權之間的矛盾，歐洲曾為此頻頻爆發王權與神權之間的戰爭。在歐洲，這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也就經常導致在東方人看來不可思議的結果，如一個國家在國王死去後經常邀請一個異族國王來成為本國的統治者，或者在宗教戰爭中由一個非僧侶人士擔任軍事首領，而且僧侶強大的統治也是跨域國界的，並且擁有國王之外的征稅權，這儼然是一個宗教王國與眾多世俗王國的重疊。
“或者在外敵入侵並且征服了當地人之後遷出一個國王來統治人民，或者是由針鋒相對的僧侶界各派推舉一個作戰首領，在和平時期，他也或多或少地享有一些權力。這個世俗國王選拔出一群世俗官吏，並通過辦實事機構，參予行政管理。於是，出身於僧侶和由僧侶發展起來的作為僧侶的領袖的國王，便登上了人類曆史的舞，此後人類的許多經曆，可以看作是在統治人類的兩大公有製之間，即在廟宇和宮廷之間，或無意或有意地展開的審慎謀劃、變化多端、複雜難測的鬥爭。”（《世界史綱：生物和人類簡明史》，P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