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國家實力之間的比較歸結到根本就是各國之間擁有知識和財富資源多少的比較，這種對知識資源和財富資源的控製力和創造力早已成為國家競爭的基本內容，並非現代才被統治者所知，而是一個曆史傳統。
作為最經典的一個反麵典型，人們在總結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時就得到一個結論：羅馬帝國的衰落就和羅馬人對知識的輕蔑關係密切——在歐洲，人們都熟知一句話，那就是“光榮的希臘，偉大的羅馬”，這是因為希臘留給世人的知識可謂異常豐富多采，而羅馬留給人們的印象則總是在不停的征服。也就是說，在羅馬時期，其實羅馬帝國沒有給歐洲人留下多少有用的哲學、藝術和科技，在這一點上羅馬遠遠落後於希臘。
在羅馬帝國時期，羅馬人對教育相當輕視，希臘人直道羅馬滅亡仍然視羅馬人為野蠻人，其程度可以從羅馬人在社會生活的所做所為上看出來。H.斯圖爾特·瓊斯曾評論說：“尤利烏斯·愷撒賜給‘文科教員’以羅馬公民的資格；韋斯帕西安資助過羅馬的拉丁和希臘演講術的講座，晚期的安敦尼·皮烏斯，將這種資助擴大到各省。慷慨的人和地方也開始對教育事業投資；物價痤小普林尼的通信中得知，在北意大利的城鎮曾建立過公立學校。在帝國統治下，盡管知識已得到了普遍傳播，但智育方麵並未發生本質意義上的進步。躍然奧古斯都為將當時最有聲譽的作家收攏到他身邊，而且他登基時正是羅馬文學的黃金時期，但這段時間太短了，基督紀元的開始正是古典主義獲勝之日，是所有文學運動衰落的開始，古典主義是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的。”
由此可見，對武力、知識和財富的控製就決定對權力的控製。而在國家實力關係中，知識、武力和財富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實際上也就決定了這個國家的社會中各種力量的特點，這也正是培根所說“知識就是力量”的原因，盡管他沒有專門論述知識的質量或它同社會力量的其他主要來源的重要聯係。這三者與國家實力之間的關係是由托夫勒總結的，時代的遞進導致知識本身不僅已經成為力量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成為武力和財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換句話說，知識已經從金錢力量和肌肉力量的附屬物發展成為這些力量的精髓。
人類文明中知識的作用有時比金錢和武力顯得更為重要，或者說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唯一源泉，而金錢和武力則是知識外在合成。這從人類文明誕生的最初就能得到驗證，盡管那時候甚至還沒有文字，或者還遠遠沒有形成像樣的知識體係——以文明和權力的角度而言，在人類社會誕生之初，人類首先聽命的不是國王而是巫師，也就是說人類文明首先建立的是一個僧侶政體。
在人類的蒙昧時代，最早的公共建築也許並不是國王的宮殿，而很可能是寺廟。這是因為廟宇象征著一個渠道，一個可以溝通上天和人類社會的渠道，而僧侶就是上天和世俗之間的中介者。對上天的崇拜導致了蒙昧時代隊對天文現象的執著探究，而天文學的強勢發展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都占有顯著地位看出了僧侶們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對於這一點，在曆史研究中有許多明晰可見的證據予以證明。
在現代社會，太多的戲劇、文學和電影把僧侶們歸為邪惡的一類，這導致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偏見，整個世界都像偏執狂一樣極力貶低僧侶們，把這些可憐的僧侶們描繪成陰暗、凶惡、和貪婪的角色，他們往往成為一些大主教或者國王的仆役，而僧侶們不勞而獲的生活也成了依靠壓榨農民的剝削階級，他們又往往成為國王的顧問，因此又成了參與種種政治陰謀撒謊者和陰謀家。然而事實上，我們應該了解一個事實，即教育在近現代才成為普通人能夠享受的權利，而在人類漫長的曆史中，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裏社會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文盲。而僧侶則是一知識階層，因為他們必須熟悉經書和各種教義，同時他們也是社會中主要的撰稿人，因為他們經常要總結自己的思考，無論是對宗教的思考還是答複國王的詢問，他們都需要寫出各種論文、報告、甚至文學書籍，因此，他們實際上是社會的思想階層，是社會中僅有的知識分子和思想家。僧侶在當時是一個特殊階層，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所擁有的權利，而主要是因為他們是一個社會的思想源泉。同時，由於他們代表上天，也接觸社會的各個層麵，從國王到乞丐，他們都是上天的臣民，也就是僧侶的服務對象，他們的指責其實不僅僅是宣揚教義，更多的職責是宣傳他們所擁有的知識，也就是說，他們其實也是社會的教育者。
在曆史上，尤其是在歐洲，僧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社會角色，其作用相當於人體中的酶，一種催化劑。——隻有通過僧侶，否則很多人不了解農業與天文之間的知識，也不可能得到戲劇和文學方麵的東西，甚至一些數學和醫學方麵的東西，因為這些也都是在教會的控製之下的，甚至包括對物理和化學的研究，也是在教會的控製中。而廟宇作用也不僅是僧侶的工作地，它同時也是天文台、圖書館，有時還是醫院，而且一些重要的廟宇還是社會最重要的博物館和收藏珍品的地方，如漢諾的《曆險記》的最初手稿就被懸掛在迦太基的一個廟宇中，而他的“大猩猩”皮由掛在另一個廟宇而且是其中的珍品。社會生活中的其他很多珍貴的藝術品也在博物館出現之前都被珍藏在廟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