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證這些大學教育能夠不被戰爭打亂，為了保證這些教授和大學生的身體和營養。蘇聯人最終同意了將東遷大學的一部分，遷移到物資供應保障相對穩定的中國東北繼續開課。作為交換，這些大學將增加在中國招生的數量。
隨著四三年蘇聯國內出現災荒，供應匱乏情況進一步加劇。在緊急與延安商議之後，按照東北的承受能力，蘇聯人除了四二年下半年遷移的部分大學之外，又緊急遷移了十六所大學進入東北作為臨時的教學點。
甚至在莫斯科保衛戰結束之後，因為戰線並未遠離莫斯科，而留在烏拉爾地區的莫斯科動力學院、莫斯科財經學院、莫斯科鋼鐵學院也遷移到了東北。新成立的石油學院，則壓根就轉到哈爾濱成立。
不過盡管蘇聯方麵接受了中國同誌的好意，將一部分大學轉到中國東北。但是這些大學的所有研究所，無一例外的都被留在了國內，一個也沒有遷移到中國。即便是農業研究所，也都留在了國內。而且遷移到東北的大學，很多都是師範類的大學。
盡管大批的蘇聯師生進入東北境內，極大的加重了東北的負擔。但楊震依舊認為這個協議，相比抗聯向蘇聯方麵選派留學生還是劃算的。中國人的確需要航空工程等專家，但一樣需要鐵路和交通，電力與水利方麵的專家。
對醫生的需要，也一樣的有著大量的需求。農業專家，也是一樣缺乏的。隻要蘇聯人答應將這些大學對中國人招生，那就是一件好事情。中國人有了借雞下蛋的地方，更有利於培養自己的專業人才。
管他什麼大學，隻要能招收中國學生就好。不過楊震經過與東北局和東北人民政府再三商議之後，還是將選派學生的重點放在幾所工學院和醫學院上。至於原來的一批原定於回國擔任教授和講師的原留學生，如果考上碩士以上的學業則讓他們繼續攻讀。
而在此協議簽署完畢後，中央也在秘密協調各個淪陷區黨組織，讓他們協助抗聯做好在淪陷區招生的工作。保證能有足夠的生源，以盡可能的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進入蘇聯的大學深造，培養自己的科技人才。
事實上蘇聯人雖說要求在戰爭結束之後，這些大學立即遷移回蘇聯境內。但是有幾所德國占領區內的大學，直到四八年之後，那些位於蘇德主戰場的城市徹底完成重建，才陸續的搬遷回國內。
這個補充協議中關於教育方麵的部分，在整個戰爭之中一直在執行。蘇聯人也的確加大了對中國留學生的接收數量，並且將一部分以前並不對中國人開放的大學和學科，也對中國人進行了開放。
直到整個二戰結束之後，一直到新中國建立也沒有中斷。以抗聯選派留學生為起點，到新中國成立之後。為中國工業化進程以及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培養了大批最急需理工科人才，尤其是國內奇缺的工科人才。
沒辦法直到建國之前，國內大學全部都加在一起，培養的學生有七成是學文的。剩下的三成搞基礎研究的理科，又占據了大部分。學習工業建設最急需的工科的學生，數量最多也就占據一成的比例。
別說現在國內的工科畢業生，能來到東北的不足三分之一。就算國內所有的工科大學生都來東北，甚至連眼下的工業建設所需人才都無法滿足。沒有人才所有關於工業方麵的設想，都隻能是一堆永遠無法實現的幻影。
國內大學所謂的大師的確數量眾多，但是這些大師即搞不了科學研究，又無法真正的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所需的知識。蘇聯模式雖說有弊端，學科的劃分過於精細，很難培養出西方那樣的全科人才。但是最起碼解決了供與需之間矛盾，保證了建設所需的最基本人才需要。
至於所謂的人文自然、曆史、哲學、社會學一類的科學，還是等解決了工業化最急需的人才之後再說。後世有人指責建國後，中國的教育體係無法培養出大師。原來楊震還很是深以為然，以為的確是中國建國後的教育體係出了問題。
但真正回到這個時代之後，楊震卻發現當年的高等教育體係改革，除了特定的曆史原因之外，更多的是國家為了改變工科人才奇缺的情況，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人才缺口過大，才是調整真正的原因。
蘇聯模式的弊端，當初的領導人也許不明白。但是蘇聯那種批量式的培養模式，卻是成為解決當務之急的最便利手段。在所謂的質和量之間，盡可能的找到一種平衡，以解決國民經濟建設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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