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在這一理論係統下談論小說的，大致上逃不出上述班固所述要點的涵蓋範圍。
以班固為開端的小說理論是受儒家史學理論支配的。這種理論係統相信，三代乃至周公手定的典章文教是純乎其一的，無論用“道”或用“統”來指稱周公創製的典章文教，它都是渾然一體的。那時沒有諸子，也用不著諸子，隻有史學記錄、整理這純乎其一的典章文教。章學誠《文史通義》首篇首句即曰：“六經皆史也。”春秋季世，“道”敝而“統”裂，就有了諸子百家競出構造自己的三代乃至周公的典章文教。這種“道”與“統”的裂變，是諸子百家所從出，它也規定了諸子百家的使命。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莊子·天下篇》說：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焉。古者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悲乎！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華，道術將為天下裂。
“道術將為天下裂”，小說隨同諸子而出。章學誠多次論到周衰道裂這一話題，如：“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文史通義·詩教上》 。
又如：“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嚐私其所出也。”《文史通義·公言上》。
再如：“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文史通義·文集》 。
司馬遷沒有提到小說家，而班固將它列於十家之末，不在可觀之列。這恐怕是因為小說家無典而社會上又流行神話、誌怪、傳說等東西，於是把它們委之於死無對證的街談巷語。《漢書·藝文誌》著錄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惜今已不傳。由此可以推知當時受冷落的大略。
《隋書·經籍誌》稍改班固之說，為小說家尋親認祖，歸於周官誦訓和訓方氏。但它始終不比其他九流，經有可查，史有可索，案有可審。故《隋書·經籍誌》羅列了二十五種，一百五十五卷當時流傳的小說目錄之後，趕緊補上一句：“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
今天看來，詩文與小說同屬文體的一種，為何在古人那裏它們二者的地位卻截然不同？似乎不好理解。其實放在古人的理論係統裏是說得通的：詩出自《詩經》，文出自《尚書》，都有經典的依據。譜牒既然堂堂有據，文體自然尊貴。而小說的出處無經可據，即有若無，體卑之義固在題中已有。傳統小說理論被更大的史學理論淩駕，隻要淩駕它的史學理論還存在，小說理論本身就沒有多大的擴展空間。傳統小說理論的空間是被史學理論製約的，自班固迄於清季並沒有多大變化，這就不足奇怪了。
傳統小說理論停滯不前，而小說文體繼續演變。宋元之際出現話本體即短篇小說，明代更加創出為後世垂範作則的章回體長篇小說。但傳統小說理論對文體演變視而不見，置若罔聞。繼續彈奏著由班固而來和所定的老調子。乾隆年間四庫館臣還將小說列史部之八“小說雜著之屬”。明清評點學大興之後，它們不但不能欣賞新興的小說，而且還痛加詆詈。而評點家有時稱他們作“陋儒”、“俗儒”。因為雙方的小說理論立場不同，基本上沒有對話的基礎。傳統小說理論根本不包含文體因素的概念，根本不能從文體演變的角度觀察實際生活中的小說。所以明清之後，這種小說理論與小說著作發生嚴重的脫節，成為固定思維套子裏的自說自話。這種人文領域裏發生的怪現象，或可為庫恩研究自然科學史時發現的不同“範式”不能相互交流現象進一新證。
班固之後，此一淵源的小說理論代有表述。東晉郭璞（276—324年）《注山海經敘》說：
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碌耳，驊騮之驥，使造父禦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黃霖、韓同文《中國曆代小說論著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史載郭璞好古文奇字，又喜陰陽卜筮之術。他對上古文化有相當興趣，論到神話、誌怪，從辨虛實入手。他的議論針對時人閱讀《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叔儻之言，莫不疑焉”的情形，所以把《穆天子傳》事與《史記》對勘，以為皆事有所本。他為神話辯護，議論仍不出史乘小說理論的範圍。
東晉幹寶《搜神記序》說：
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遊心寓目而無尤焉。黃霖、韓同文《中國曆代小說論著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幹寶的小說理論，並沒有提供多少與前人不同的東西。幹寶當年的努力搜集，出於對曆史的熱情，其內容條款雖小而不廢，以俟來日博學君子考訂。在這種根本態度和前提之下，當然不會對所談論的誌怪提供文學性方麵的新鮮理解。
唐劉知幾（661—721年）對誌怪、傳奇的看法，沒有突破傳統小說理論。《史通·采撰》說：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采以為書。夫以幹、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秕，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物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悅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在《史通·雜述》裏，將劉義慶《世說新語》等列為“瑣言”，他說：
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借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床笫，莫不升之紀錄，用為雅言，故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君子對“小道”雖有寬大為懷的一麵，但世道人心從來就難以測度，加之文變日甚，雜著日多，難保不有以糠秕為佳肴之人。這就是劉知幾從維持“名教”的角度痛斥街談巷語的原因。柳宗元為韓愈《毛穎傳》辯護時引《詩》“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重提太史公作《滑稽列傳》，隻要“有益於當世”，聖人不棄。傳統小說理論本來就包含容忍某種程度的“奇”和“諧謔”，但條件是於世道人心有益。
南宋鄭樵真正出以己意，他的《通誌·樂略》說：
又如稗官之流，其理隻在唇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東方朔三山之求、諸葛亮九曲之勢，於史籍無其事，彼則肆為出入。《操》之所紀者，又此類也。顧彼亦豈欲為此誣罔之事乎？正為彼之意向如此，不得不如此。不說無以暢其胸中也。
鄭樵談論小說從自己的體驗出發，循作者的“文心”求其不得不然的背後原因。雖隻言片語，然亦為有宋一代僅見之一人。
此後，宋元之際的羅燁《醉翁談錄》、明初瞿佑《剪燈新話序》、桂衡《剪燈新話序》、王英《剪燈餘話序》、羅汝敬《剪燈餘話序》、明中蔣大器《三國誌通俗演義序》、張尚德《三國誌通俗演義引》等，他們的議論上承班固餘緒而略有發揮，大旨不出已有的小說理論的範圍。例如蔣大器《三國誌通俗演義序》雲：《三國誌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裏巷歌謠之義也。”
李贄登高一呼，評點蔚為風氣。自此小說理論發生大變，開創了脫離傳統小說理論的另類小說理論。
評點家的小說理論出現之後，傳統的小說理論並未絕跡，兩者屬於不同的理論係統而並流發展。此為晚明迄清季的小說理論狀況。例如，清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三“重厚”條引錢氏語，大發感慨指斥小說，比之漢宋諸儒有過之而無不及：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從惡，奸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
顧亭林痛心疾首，是有感於晚明士林風俗頹敗，士大夫醉生夢死，終至有亡國之痛的曆史。於是演義小說就被拿出來做了替罪羊。顧亭林這段話列入中國曆史上最嚴厲斥責小說的語錄裏，一點都不過分。清代士大夫議論小說大都上承漢宋諸儒，隻是議論更加拘謹，有如《紅樓夢》裏的賈政，古板有餘而毫無風趣。如章學誠《文史通義·史考釋例》一本班固以“出身”論小說：
小說始於《漢誌》，今存什一。而委巷叢脞之書，大雅所不屑道，《續文獻通考》載元人《水滸演義》，未為無意，而通人鄙之，以此諸家著錄，多不收稗乘也。今亦取其前人所著錄而差近雅馴者，分為瑣語、異聞兩目，以示不廢芻蕘之意。
顧亭林、章學誠可以代表當日儒家史學理論影響下的小說理論。在明清評點已經蔚成風氣的情況下，他們的說法不免顯得保守而渺無新意。但是，他們的議論仍然顯示了當時相當多士大夫對小說的態度和立場。它提示我們，中國文論史存在一種前後一致，垂兩千年基本不變的小說理論，而且它代表了士大夫比較正宗的對小說的看法。它基本上不論及小說的文學性或表達技巧等形式方麵的問題，而是以尊卑論英雄；小說體卑，文不雅馴，故不值得津津樂道；小說的價值在於它能補史乘的不足，可以觀民情風俗厚薄，小補於君子的治道。
班固論小說，以為小說與史傳文學有關係，使小說具有與史一樣崇高的地位，為促進小說的發展提供了空間。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小說出自稗官的論斷。班固從史學家的角度解釋小說的緣起和價值，以史學家的眼光和標準衡量、界定小說。他批評某些小說家“迂誕依托”，其實“迂誕依托”不過是一些小說所具有的神怪內容和初步形象化的表現，隻是不合曆史學著作的“實錄”要求罷了。正是班固在小說的概念裏深深埋下了史的特質，把小說與史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文人們對小說的看法一直跟班固差不多。比如魏晉南北朝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諧隱》中雲：“然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幹寶就既是小說家也是史學家。唐代著名的史學家劉知幾說：“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直到清末，由紀昀的總其成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持此論。這些都是班固“稗史”觀的繼續與延伸。班固的論斷成了權威性的思想，影響深遠，從此開始了小說與史傳文學曆時彌久的難解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