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雄的成功無疑向班固展開了一條康莊大道。當然，模擬不都是成功的，在《史記》後的眾多的模擬是失敗的。模擬的成敗，關鍵何在？機械的模擬，沒有創新的模擬，必定失敗；而隻是以模擬為手段的模擬，當會成功。《漢書》模擬《史記》，跳出了眾多模擬《史記》者的局限，更跳出了《史記》的局限，在《史記》之後再建豐碑。班固之後，許多寫史傳的作者，基本依照《漢書》，寫成了斷代史傳。範曄《後漢書》，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不僅是在體製中有所創新，而且在語言的運用上也形成特色。範曄所寫人物紀傳，筆勢縱放，詞句綺麗凝練，頗具駢文句法，一些人物形象刻畫得真切感人。尤其擅長論讚，如《皇後紀論》《二十八將傳論》《宦者傳論》皆為名篇。又在紀傳中收錄大量政論、辭賦，使該書兼具一代文章總集的性質。《新唐書》的寫作，也是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取得成功。其成功的方麵較多，其中也如《漢書》一樣，增加了許多內容，語言簡潔。與《舊唐書》比，《新唐書》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沒有的《儀衛誌》《兵誌》，其他幾個誌也各增補了新資料，質量多在《舊唐書》之上。另外，《新唐書》克服《舊唐書》記事繁雜的缺點，行文記事簡略，有時使讀者不易了解具體情況。
班固《答賓戲》模仿東方朔《答客難》，正如揚雄《解嘲》模仿《答客難》取得成功一樣，班固也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理想，著書立說。崔駰、張衡、蔡邕三個人也由模仿《答客難》寫出了《達旨》《應間》《釋誨》。
班固的模擬隻是方式，對傳統的改造和突破才是目的。這種創新被後代廣泛使用，如韓愈對散文的創新。一般很少有人特別關注後世作家所受到的班固的影響，因為有司馬遷及其《史記》的光輝。但是不能因為司馬遷及其《史記》而忽略班固。司馬遷改造他所見的典籍，創造了《史記》；同樣，班固改造了他所見的著作，寫出了《漢書》。韓愈的創新就顯然受到了班固改造經典的影響。蘇軾說到韓愈“古今之變，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六十。。秦觀說文章多種，其中有敘事之文；敘事之文以實錄為特征，以班、馬為代表；而韓愈接受了班、馬的共同影響：“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文是也。”“摭班、馬之實。”《淮海集》卷二十二。
班固模擬成功的第二個要點是以前代最偉大作家的傑作為範本。學習和借鑒前人是文學創作的道路之一，班固在這方麵做得很成功。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東方朔《答客難》，以及揚雄的模擬成功的經驗，都是班固的榜樣。
二 、評論方麵
班固的文學評論，因為其觀點的特別和精彩，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其論述西漢樂府、《詩經》以及屈原，多有遠見卓識，影響久遠。
（一）屈原論
班固的屈原論從問世以來，一直備受關注。首先是王逸的批評，然後是劉勰的清理，最後是當代的冷落和指責。可是，以屈原論為中心的楚辭研究不能越過班固的論述。
有人認為班固將屈原降為“貶絜狂狷景行之士”，是班固人品不及的反映，界乎相如、揚雄之間，不及太史公遠甚，故於屈原之人格不能有切近之認識。又認為王逸之見遠超過班固，王逸對《楚辭》體味既深，於屈原命運不能不懷同情，故所見遠在班固之上。又認為顏之推的人品不如班固，因為顏之推對屈原的評論比班固低。班固僅言其“露才揚己”，顏之推則益之以“顯暴君過”也；顏之推人品本無足取，故所見又在班固之下。這種依據對屈原評價的高低來衡量評論家水平的做法不可取。
班固在劉安、司馬遷之後成一家之言。他一方麵指出屈原以忠信見疑，原因是“露才揚己”，個性張揚；另一方麵也肯定屈原抒寫“憂愁幽思”，“弘博麗雅”，辭賦正宗。班固揭示了詩人個性與作品風格之間的內在聯係。
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現在也有學者比較婉轉地肯定班固的意見，不再是全盤否定。隨著認識的深入，班固的屈原論慢慢得到了理性的批評。
（二）樂府論
班固論樂府，內容全麵，觀點準確。他的很多論述為後人接受。劉勰著《文心雕龍》，範文瀾注《文心雕龍》就最具代表性質。
劉勰說：“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枚馬以騷體製歌。”《文心雕龍·樂府》。此論出自班固。範文瀾注釋說：“《漢書·禮樂誌》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顏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誌》又謂：‘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沈欽韓以為以後製追述前事，是也。采詩夜誦者，案錢大昭曰：‘夜誦官名，古宮掖之掖，亦作夜，因誦於宮掖之中，故謂之夜誦。’周壽昌曰：‘夜時清靜，循誦易嫻。’案錢周說皆非也。細審語意，‘采詩夜誦’謂采取百姓謳謠而夜誦之。若作官名解，未免不辭；若謂於宮掖之中誦之，則樂府掖庭，同屬少府，各自為官，《誌》既雲‘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明為誦於樂府，而非誦於掖庭也。又《樂誌》有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之說。此所謂掖庭材人，當即常從倡常從象人之類，孔光何武以為鄭衛而奏罷之者也。所謂上林樂府者，考《百官表》少府官屬有上林中十池監，或上林中別立樂府，以備皇帝遊燕之用，孔光斥為不應經法者，當即指此類言也。《樂誌》又有夜誦員五人，孔光以為不可罷，設為掖庭材人之類，何以獨存之乎？吾故曰錢說非也。周說謂‘置官選詩，合於雅樂者，夜靜誦之’，尤無根據。周氏引《魯語》‘夜儆百工，使無慆淫’；‘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謂古人習業，夜亦不輟之證，不知《魯語》所雲，重在無慆淫即安二事，非謂深夜不輟業也。如肄習樂章必於夜間，則學業之重於樂難於樂者多矣，豈皆待夜靜始能習之哉。吾故曰周說亦非也。”《文心雕龍注·樂府》。範文瀾又說：“《禮樂誌》‘有趙代秦楚之謳’。《藝文誌》‘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案歌詩家有《邯鄲河間歌詩》四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齊鄭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歌詩凡有二十八家，彥和特舉其大者言之。”《文心雕龍注·樂府》。“《禮樂誌》‘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佞幸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補注引周壽昌曰：‘相如死當元狩五年，死後七年延年始得見。（元鼎六年。）是相如等前造詩，延年後為新聲，多舉者，言舉相如等數十人之詩賦，非舉其人也。’周說是。陳先生曰：‘朱馬或疑為司馬之誤，非是。案朱或是朱買臣。《漢書》本傳言買臣疾歌謳道中，後召見，言楚辭，帝甚說之。又《藝文誌》有買臣賦三篇，蓋亦有歌詩，誌不詳耳。’謹案師說極精。買臣善言楚辭，彥和謂以騷體製歌，必有所見而雲然。”《文心雕龍注·樂府》。範文瀾的注釋充分證明班固之樂府論何等有價值。
眾多的文學理論與批評著作在論述樂府時基本采取班固的觀點，也足以說明班固樂府論的影響。
（三）《詩經》論
班固論《詩經》，最有影響的是其采詩說。其采詩說不僅說明了《詩經》何以成書，更說明孔子整理《詩經》的意義。司馬遷主張孔子刪詩說，現在看來，不科學。班固對其中的合理成分加以吸收，創造性地提出了采詩說。
《詩經》之詩到底如何集中，學者們恐怕還是對班固的采詩說感興趣。提出挑戰也大有人在，例如陸侃如先生和夏承濤先生。陸侃如《中國詩史》（卷一）對《詩經》的來源和分類進行討論，認為“采詩說”是漢人的臆度，在《春秋》《左傳》中都找不到根據。“刪詩說”亦不可靠，孔子從來提及詩皆曰“三百”，其“正樂”是使殘缺失次的《雅》《頌》俾複舊觀、各有所歸。陸侃如廣引前人著述，在通行的兩說之外，從《國語》“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而提出“獻詩說”。認為《詩經》是一部“民間男女所歌，文學之士所錄，公卿列士所獻”，經魯國樂工譜為樂章的詩歌總集。夏承燾的《“采詩”和“賦詩”》對曆史上的“采詩”之說辨證甚細，指出班固的王官下至各國采詩之說和何休的各國自獻詩與天子之說均難成立。“三百篇”特別是其中的民間戀歌在春秋時代的外交和政治場合被廣泛應用，這是因為這些民歌在當時是家喻戶曉；戀愛是人類的共同情感，以它暗示，大家容易體會。這些作品被看成“淫詩”是在它們失去了政治上的實際功用之後。盡管如此，也有人堅信班固采詩說，如劉毓慶《雅頌新考》，考訂出“采詩”為周宣王時製度，指出因“采詩”而引起了貴族詩人學習民歌的熱潮，從而掀起了詩歌革命，《小雅》即其成果。
班固的采詩說在唐代就有人讚成，元稹是其代表。元稹說：“古時陶堯作天子，遜遁親聽《康衢歌》。又遣遒人持木鐸，遍採謳謠天下過。”《元稹集》，中華書局，1982年，285頁。
班固的這種求實精神，對宋代、明代、清代的《詩經》研究者，有很大的影響，如歐陽修的《詩本義》、朱熹的《詩經集傳》、鍾伯敬的《批點詩經》、戴君恩的《讀風臆評》、姚際恒的《詩經通論》與方玉潤的《詩經原始》等，這些著作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對三家詩與《毛詩》進行了抨擊與修正，為探求《詩經》的本義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班固對《陳風》的論述影響頗大，漢末鄭玄的《詩譜》，唐代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北宋歐陽修的《詩本義》與南宋朱熹的《詩經集傳》等，無不沿用其說。
（四）小說論
班固論小說也是影響巨大。其實，在班固之前，一有《莊子》提出小說之名，二有桓譚論小說家。可是，學術界更感興趣的是班固的小說論。“小說”一詞在漢語中出現最早見於《莊子·外物篇》，莊子所說的“小說”，是指與“大達”對舉的小道理。東漢時桓譚《新論》中也談到“小說”，但已不是指那種難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理”，而名之各種篇製短小、無法歸類的雜書。一直到班固《漢書·藝文誌》提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小說的定義才與近現代的小說有了某種聯係。
古代小說理論，可簡單地分為兩條線索：班固始而迄於清季的儒家史學理論係統下的小說理論，晚明評點學所開創的以妙探文心自命的小說理論。兩種理論分屬不同的係統，它們的議論焦點、興趣、思路與所得判然有別。
從史學係統下的小說理論角度看，自來治小說批評史者，未有不注意班固《漢書·藝文誌》中的一段話。方正耀《中國小說批評史略》的“概說”可以視為代表：“曆代統治階級對於小說嗤之以鼻，就如班固所雲：‘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班固從政教的角度肯定九家學說為《六經》之支與流裔、而摒棄學說，這種思想方法和觀點，不但人為地影響了小說產生、發展的正常速度，而且也影響了小說批評的萌發形成。”方正耀《中國小說批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17頁。
先秦諸子裏並沒有小說家之說。把小說家等列諸子隻見於班固。不過，小說家名列最末，“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班固的說法奠定了儒家史學理論下的小說理論的基礎。這一小說理論包含下麵三個要點：其一，小說屬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的小道。班固引孔子語謂小說為小道當然是相對於正宗的經、史等大道而言的。其二，小道亦有可觀之處。所謂“可觀”，就是《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詩四教之一。透過小道可以了解世道人心，察知風俗厚薄，這就是小道的價值所在。其三，君子對此小道當保持寬容而謹慎的距離，不要去滅除它，但也不要津津樂道。